史学的出路在于观念的更新(5)
正因为人们对由“过去”推导“未来”的可能性、可靠性产生怀疑,所以史学才空前地被冷落了。的确,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发展频率越来越高,“今天”包含的“昨天因素”越来越少。因此,过去的经验对“今天”和“明天”的可用性越来越弱。与历史学受到冷落相比,未来学却勃然兴起、颇受重视。尽管到目前为止,未来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性依然大可怀疑,但这一“冷”一“热”的现象是引人深思的。 长期以来,史学家一直扮演着过去的评判者与未来的预言家这种双重角色。现在,历史学家的后一种角色功能正在淡化,难免使人产生一种失落感。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承认的现实,尽管这个现实使人不快。因此,历史学家不应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若在第一种意义上谈论“史学危机”,努力改进史学研究现状,是值得肯定的。若总是耿耿于这一种意义的“史学危机”;则是自寻烦恼,且无裨于事。史学家应甘于寂寞。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自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总之,史学家应意识到,现在已不是历史学家可以充当“预言家”的时代了。 历史必须面对现实 赵世瑜: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有限的,但要正常发挥,历史研究就必须面向现实。这是解决史学社会功能问题的重要方面,这个问题已经谈得不少了,但究竟怎样下手?仍然是个令人茫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历史研究面向现实一是在研究课题上应明显有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当然,这不是要搞“影射史学”,“影射史学”是靠歪曲历史真象来有助于现实。传统上的“资鉴”作用还是有的。我们也不是把史学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那样就会把史学抬高到不应有的地位上,我们只是尽可能发挥历史对现实的作用和影响。中外关系史是传统研究课题,海外移民史、华侨史也不是新东西,但怎样把它们与当前的“外向性经济”、“国际大循环”联系起来?为它们提供事实依据或是论证其不可靠?研究古代政治史能不能跳出官制史的圈子、对政治体制改革尽点力?有人感叹今天农民富了,却把钱花在许多不正当的地方,为什么很少有人把它与传统文化及其传统消费心态、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诸如此类,无法一一列举。这类选题,可以是明确资鉴,也可以作者有心,读者有意,不必直言其目的。 李林: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史学研究的主体(包括先生和学生)同现实的关系;其二,是史学研究的客体与现实的关系;其三,是史学理论如何联系现实。从史学主体方面看,有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一谈及现实社会便疑惑不解,恍如隔世,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身确切的位置长吁短叹。如从一般逻辑讲,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连自己生活的现实社会都认识不清,又怎么能谈得上认清历史呢?你连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都搞不清楚,又谈何容易去搞清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一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将自己的命运同时代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无论是孔子、老子、司马迁,还是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往往有助于他们对历史的认识,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往往又有助于对其所处时代的认识。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讲,认识现实与认识历史同等重要,这也就是郭沫若为什么在20年代末能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陈垣先生在敌伪时期能写出《通鉴胡注表微》的原因。作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家来说,还是要拿出点“士,不治而议”的精神来。对于那些将史学作为逃避现实的庇护所,“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来说,在现实社会中遭到冷遇是合乎情理的。 谈认识现实,并不是要求将现实同历史简单地套用。避影射之嫌是史家所重视的。事实上,“文革”中的影射史学盛行,并不是史学工作者认识现实的过错,恰恰说明一些人并没有真正认清当时的现实,真正认清现实的人是不会去写那种“影射史著”的。而那些“影射史家”也同样没有认清历史,历史上又有哪一本“影射史著”是能够流芳千古的。 赵世瑜:历史研究必须面向现实,还要改变这样的观念:即学历史出身的人一定要研究历史。当然,从历史系毕业生中出几个史学大师是大好事,但其数甚微。我想,一个好的历史系毕业生也应该能做其他行业的干才,而懂得历史的人在从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都会有优于其同事的长处。我们不必说小说中杜撰的李向南,也不必说美国大名鼎鼎的基辛格,更不必说西方诸国中各界都有杰出人才是历史系出身,就是我们身边也有大量这类实例:77级和78级历史系本科毕业生相当部分都没有从事历史研究,但可以调查一下,有没有人说自己四年所学毫无用处?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我们要力争逐渐地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外向型”的、而非封闭的和孤芳自赏的历史毕业生,这就要求出现历史教育的开拓和史学研究的百花齐放。 在此基础上,我们或可走出史学研究的低谷?抑或历史系的学生们能有个更广阔的用武天地?从而使社会能更满意地看到史学研究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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