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关于晚清理学及“同治中兴”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一定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成果。关于晚清理学的研究，既有个案探讨，也有宏观论述。如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宫明《倭仁与曾国藩》（《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程作新《倭仁及其哲学思想》（《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凌霄《倭仁及〈倭文端公遗书〉的伦理思想》（《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笔者拙著《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台湾学者陆宝千《倭仁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等著述，便是海内外学界在晚清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关于“同治中兴”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关于晚清政局、朝局以及湘淮势力等问题的探讨中，如贾熟村先生《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宝成关先生《奕诉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撰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但是，以晚清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乃至因此种互动关系的扩张而导致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则是颇具新意且研究薄弱的课题。专门论述这一课题的成果尚不多见。笔者试图通过对此二者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阐述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为深化学术研究进献绵薄之力。
    一、嘉道年间理学思潮的涌动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治朝无论如何都是一段至关重要的岁月。在此期间，清政府采取“借师助剿”的方针，与西方列强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并发动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内政改革--洋务运动。到1875年光绪帝即位之初，清王朝所面临的那场灭顶之灾已经基本消散，国家出现了些许振兴气象。也是在这一年，浙江学者陈弢编辑的《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声称：由于朝野上下同心协力，“擒渠斩馘，区宇荡平，神州再造，较之《大雅》所称‘筑齐城而征徐国’，区区平淮濆一隅之乱者，其规模之广狭又不可以同日论。侧席求贤，豪俊辈出，中兴事业，甄殷陶周，盛矣哉！（注：陈甦：《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序》，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他把“同治中兴”归功于这个时期“辈出”的“豪俊”所为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些“豪俊”中，就包括一大批讲求理学的官僚士人。
    所谓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心性之学、道学；因其基本上形成于两宋时期，亦有宋学之称。理学在由来至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两个基本派别，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前者受到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扶植，被奉为官方哲学；后者大体处于儒学在野学派的地位，尤其在清代受到正统学派的长期压抑。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它的发展与命运势必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王朝初创，统治者往往要用程朱理学来立朝纲、序尊卑，把它作为新王朝确立的重要精神支柱。王朝衰败，程朱理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挽救危机和败亡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在晚清遇到的情况则属于后者。
    在清代，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类似马鞍形曲折发展的过程，即在两个发展高峰的中间经历过一段较长的寂落时期。清朝初期，以康熙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尊崇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重用一批理学名臣，以维护其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清代程朱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正如曾国藩所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注：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6页。）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汉学（考据学）的兴起并成为一代显学，理学遭了厄运，跌入低谷，被冷落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道年间，程朱理学才重新受到士大夫的重视，朝野鼓吹，推波助澜，导致它在咸同年间的“复兴”。这是清代程朱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程朱理学经历的这种衰而复兴的曲折变化，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各种政治、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因素错综交合作用的结果。
    嘉道时期，清王朝曾经有过的“盛世”局面已风光不再，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出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接连兴起。有人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注：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页。）鉴于国势衰落，嘉道年间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寻找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当时许多人是从儒家正统的“德治教化”的观点出发进行反思，认为社会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而根本原因则是程朱理学因受汉学压抑而多年不振，造成道德沦落、人才匮乏的严重后果。乾嘉汉学因此而受到激烈的批评。潘德舆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注：潘德舆：《任东涧先生集序》，《养一斋集》卷18，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6-7页。）他发出了“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注：潘德舆：《与鲁通甫书》，《养一斋集》卷22，第18页。）的呼吁；他所说的“学术”是指“正学”，即程朱理学。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带有普遍性。陕西学者李元春说得更为明白：“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故横诋之亦大可惑矣。”（注：李元春：《学术是非论》，《时斋文集初刻》卷2，道光四年刻本，第1页。）他认为程朱理学独得圣人之道的精蕴，堪称“正学”，最具备充当拯救道德风俗的资格，而考据学不过“袭汉儒之学”唾余，供雅士赏玩有余，于经国匡民无补。湖南学者刘蓉指责“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注“刘蓉：《复郭意城舍人书》，《养晦堂集》卷8，光绪三年思贤讲舍刊本，第6页。）这些议论和呼吁反映了嘉道年间部分士大夫的思考和学术追求。它表明嘉道时期不仅是清朝政治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也是其学术文化从过去的汉学一枝独秀，到各种学术思想竞起局面出现的转捩点。这自然给程朱理学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讲求理学的风气在一些地区再度兴起。方宗诚曾对嘉道年间的理学萌动做过这样的描述：
    嘉道间，海内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为为己之学兢兢焉。谨守程朱之正轨，体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则著之为事功，变则见之于节义，穷则发之于著述，践之于内行纯一不杂，有守先待后之功者，闻见所及约有数人：长白倭文端公、霍山吴竹如先生，官京师时，与师宗何文贞公、湘乡曾文正公，罗平窦兰泉侍御，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不逐时趋。其时在下位者，则有湘乡罗罗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刘虞卿先生，俱无所师承，而砥节砺行，为穷理精义之学。（注：方宗诚：《校刊何文贞公遗书·序》，光绪十年六安涂氏求我斋校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