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的透视
    从历史发展来看，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阶级支持的官方哲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它的兴衰长消决不是单纯的学术现象，不是仅由思想学术一方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一个由思想学术、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于清朝咸同年间出现的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应做如是观。程朱理学“复兴”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发展、政治变化、政治力量的消长，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程朱理学的复兴对同光时期的思想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清政府的扶持和理学士人的鼓荡，讲求理学的风气一度得到强化。倭仁制订的《翰林院学规》，加强了翰林院研习程朱理学的内容，官方控制的文教机构竞相效仿，甚至波及洋务学堂。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十条》明确规定：“于课文之前一日讲解《养正遗规》、《朱子小学》诸书。若有进境，则授以《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各篇。诸生听讲时，一态凝神，退而精心体认，笃实践履，庶于言行之际，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注：《广方言馆全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第22页。）程朱理学在文教领域的正宗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把大批“抱道君子”和“有血性”的书生吸引到自己门下，几使其幕府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人才库。尤其是曾国藩提出的“孔门四学”、“义理经济合一”的主张，突出了经世之学的重要性，对于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扬和洋务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倭仁、吴廷栋等理学头面人物在士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河南林县布衣学者徐淮阳，倾慕倭仁的学养，“年几六十，徒步不远千里，谒艮峰访学”（注：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65，“艮峰学案”，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册，第87页。）。这在士林中一时传为美谈。吴廷栋在山东为官时，曾与安徽书生方潜论学。方潜时好陆王心学，尝著《心述》沾沾自喜，而吴廷栋则认为他误入歧途。为使方潜“迷途知返”，吴廷栋与他“反复辩论二十余书，大约先辩其心即理也之谬，反辩其心无生死之说”（注：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光绪四年畿辅志局刻本，第49页。），终使方潜翻然悔悟，皈依程朱。为此，吴廷栋写信喜告倭仁：“学子中挽回此一人，亦大幸也。”（注：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59，“拙修学案”，第3册，第916页。）在这些理学显宦周围大都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士大夫群体。他们以程朱相标榜，呼应提携，呼朋引类，使所谓“正学”的声势一时大振，对正在兴起的今文经学、处于衰落中的汉学造成一定的冲击。
    兴起于乾嘉年间的今文经学本来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呈现向上发展的势头，但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淹没了它的声音。在理学颇为盛行的咸同年间，讲求今文经学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他们或者依附于理学显宦，或者做一些考据性的研究，大都保持低调姿态，失去了龚自珍、魏源当年愤世疾俗的虎虎生气。学宗公羊学的王闿运做了曾国藩的幕僚。邵懿辰讲公羊学而不悖程朱，尝著《仪宋堂后记》为理学张目：“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末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与饮食衣服长留而不弊，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灭绝耶！”（注：邵懿辰：《仪宋堂后记》，《半岩庐遗文》，光绪三十四年刊本，第21-22页。）他与曾国藩交谊深厚，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骂贼被害”（注：《清史列传》卷65，第17册，第5220页。）。戴望是以公羊家法撰《论语注》的今文经学家，也被曾国藩罗致于金陵书局，校勘古籍。大致从咸同至光绪中叶，喧嚣一时的今文经学基本无大的作为，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廖平、康有为等人的鼓吹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乾嘉汉学本来在嘉道年间已呈衰象，后经方东树等理学士人的抨击更呈凋零之势。陈澧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哀叹汉学的衰落：
    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吾粤讲汉学者，老辈惟勉翁在，而近年为俗事所扰。同辈中最笃学者李子迪太史，每日读注疏、《通鉴》为正功课，《皇清经解》、《五礼通考》为余功课，惜乎咯血死矣。后生辈好学者，则不过二三人耳。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注：陈澧：《东塾续集·与徐子远书》，《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1页。）
    只是在调和汉宋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不再热衷于汉宋学论辩，转而主张汉宋学合流，才缓和了末学对汉学的攻击。光绪年间，汉宋合流成为晚清儒学发展的主流，汉宋关系出现了新的整合。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支持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始终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同治中兴”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程朱理学“复兴”带来的不止是学术方面的变化，而且还有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动。因为随着理学的抬头，一批讲究理学的士人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占据朝内外要津，理学的影响和作用也自然从意识形态方面转到政治上来，势必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盈缩长消。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湘淮系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是咸同年间在提倡理学的背景下地主阶级政治结构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变化。许多出身于湘淮系的新贵，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等到后来大都转化为洋务派，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或是学宗程朱的理学家，或有理学的学术背景和渊源，既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信条，而又遵循曾国藩倡导的“义理经济合一”原则，具有务实精神和才干，不属于只会夸夸其谈的道学家流，可称为理学经世派。当然，不能说洋务派都是理学经世派，但是，说理学经世派在洋务派中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却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