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访学士，举名流，延揽人才
    理学派头面人物，包括朝中的倭仁、李棠阶等和在地方的曾国藩、胡林翼等，都十分重视延揽人才。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素有研究。早在典兵之前，他就向朝廷陈奏包括讲究“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在内的用人策略。典兵之后，他把起用人才作为直接关系到“剿逆”成败的头等大事。他说：“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注：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5，第27页。）他笼络的主要对象是中下层士大夫，即当时社会中的士绅集团。公开号召：“倘有抱道君子……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注：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33页。）因此，他创办湘军“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注：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页。），竭力网罗乡间士人。江南各省士绅才子，“一时思自效者，无不投趋辕门”，出现了“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注：《薛福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的局面。罗尔纲的《湘军兵志》列出湘军重要人物共182人，内有179人的出身可考，出身于生员以上者的达104人，占可考人数中的58%，其中仅进士、举人出身者就达19人。（注：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65页。）这与太平天国排斥士人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李棠阶也强调“为治必先得人”，主张高级官员注重对人才的考察，翰林院掌院大臣要对属员“讲论正学，各抒所见，皆不得无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长，荐举备用”。（注：李棠阶：《军机说帖》，《李文清公遗书》卷2，第26-27页。）总之，延揽人才不是曾国藩、李棠阶等少数人的观点，而是咸同时期许多封疆大吏的共识。对此，方宗诚有过专门的说明：
    自胡文忠抚鄂，奏举兴国万清轩学行于朝。其后阎丹初抚山东，奏单为等。左宗棠抚浙，奏安徽夏炘。景剑泉督学河南，奏苏菊村、于絅斋、李又哲等。杨礼南督学四川，奏龙某等。沈幼丹抚江西，奏王其淦等。由是布衣诸生有学行者，皆得上闻，亦激扬之一道也。
    方宗诚在书中对曾国藩延揽人才的举措尤其称赞：“曾公则不然，如其人不愿仕，则致敬礼以隆之；如愿仕者，则由军事荐而用之。盖使朝廷收得人之实，固不必宠以虚文也”；“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雅博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注：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3，第3页。）方氏所说的被大吏们荐举的万清轩、夏忻、苏菊生、于絅斋、李又哲等，皆为理学士人。由此可以窥见理学士人在政治上被重视的程度，也是理学复兴与“同治中兴”相辅相成的一个例证。
    4.恢复科举书院，创办书局，重建封建文化事业
    由于连年战争，江南各省的文化教育遭到很大破坏，科举废止，学宫尽毁，藏书散佚。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曾国藩等封疆大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振兴文教。1864年7月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立即着手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年底举行了停搁多年的江南乡试，取士273名。一时间，“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3-194页。）。此外，他还整顿教育，重建官学。江宁府学、湘乡县学等学宫的修复、扩建，都得到他的支持。1874年出身于淮系的江苏巡抚张树声复修“因毁于兵燹”的南京紫阳、正谊两书院，受到清廷表彰，同治帝“亲书匾额各一方，交该抚祗领悬挂”（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0，“学校七”，第8591页。）。在这些封疆大吏的刻意经营下，数年间，江南各省在战乱中被毁坏的书院大都恢复，同时还创办了一些新的书院，延聘饱学之士主持其间。创办于1865年的上海龙门书院，在上海道应宝时的支持下，先后聘请名儒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方宗诚等主讲席，“专讲实学”。所订学规“与胡安定湖州学规相似，故江浙之十，多所造就”（注：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4，第4页。），体现了宋儒“义理经济合一”的教育传统。
    鉴于古籍图书在战乱中大量损失散佚，以及《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毁坏，胡林翼、曾国藩等大吏在各地创办官书局，刊印各种古籍文献，并谋重建《四库全书》江南三阁。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建武昌书局。继之，曾国藩亦设局安庆，以后移局南京，是为金陵书局。此后，各地大吏纷纷效仿，先后在浙江、福建、江西、山西、山东、广东、湖南、四川等地成立了同样性质的书局，整理出版经史古籍。其中，各代理学家的著作为编刊首选。一时间，《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大学衍义》、《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著作大量出版，广为流传。方宗诚于此有详细的说明：
    东南文字，尽毁于贼。胡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庆开局刻《王船山先生遗书》在金陵刻《四书》《十三经》、《史记》、《汉书》。吴仲宣漕督在淮上刻《小学近思录》诸书；丁雨生中丞在苏州刻《通鉴》、《牧令》诸书；马谷山中丞在浙江刻钦定《七经》等书；左季高宫保在福建刻张仪封所编诸大儒名臣书；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经》经典释文、《胡文忠公遗集》等书；吴竹庄方伯在安庆刻《乾坤正气集》及各忠节书；李少荃节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录》并朱批谕旨等书；丁稚黄中丞在山东亦开局刻《十三经》，皆有益世教也。（注：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3，第3页。）
    除官方组织刻印外，一些地方宿儒名士也出资刊印理学书籍。陕西理学家贺瑞麟从1854年起，在讲学之余编印各朝理学书籍，成绩显著。到他去世的1893年为止，已经出版者达百种以上。他的门生后人把这些出版物汇编成一套大型丛书，定名为《清麓丛书》。内收各种理学著作153种，集中了宋、元、明、清各代理学家的著述精华，成为咸同时期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庋藏《四库全书》的江浙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均毁于太平天国战争。1865年，即清军攻陷天京后一年，曾国藩派幕僚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一带，探访文汇、文宗二阁散失的书籍，图谋恢复。但经莫氏勘察，两阁已成一片废墟，存书散失殆尽，无法恢复。莫友芝无奈，只好悻悻而归。而杭州文澜阁尽管在战火中坍塌，损毁严重，但在当地士绅丁丙兄弟的努力下，历尽艰辛，百般搜罗，使大批佚书失而复得，为文澜阁在日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同治年间，以曾国藩、倭仁、李棠阶等为代表的理学士人大都被清朝所起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要职。他们本着孔孟程朱“内圣外王”的基本宗旨，积极从军参政，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维护清朝的统治，在政治、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方针策略，如端正朝纲、吕明正学、笼络士人、恢复文教等。理学士人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而且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增强了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力量，成为清政府最后战胜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息息相关；程朱理学的“复兴”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同治中兴”也为程朱理学重整旗鼓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二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