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就理学士人的个体活动而言，如果就学术群体的动态来讲，全国理学学者群体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有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等地。
    陕西即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关学的发源地。关学创始人张载即为陕西眉县人。明代时，关中地区涌现出吕楠、冯从吾等理学家。清初，标榜理学的关中学者活跃一时，涌现出李禺页、王心敬、孙景烈、王承烈等讲理学的学者。嘉道以后，关中理学依然名人辈出，代表人物有李元春（注：李元春（1769-1854年），字时斋，号桐阁主人，陕西朝邑人，举人出身，任知县、大理寺评事等职。辞官后设学授徒，迭主潼川、华原等书院。著有《诸经绪说》、《关中道脉书》、《学荟性理论》等。）、路德（注：路德（1784-1851年），陕西銩稨人，进士出身，曾任军机处章京。归里后主持关中、宏道、象峰等书院。学宗程朱，主汉宋调和。著述有《柽华馆诗文集》等。）等人。李元春从读明代薛蠧的《读书录》入手，皈依程朱，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俗学。他培养出许多潜心理学的弟子，如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等人，均为晚清关中理学的后起之秀。贺瑞麟评价李元春说：“桐阁先生之于关中，犹朱子之于宋，陆稼书之于国朝。宋以前诸贤之文章事迹，至朱子是一结局；国朝以前之文章道脉，至稼书是一结局。在关中前明时，冯少墟是一结局，本朝至桐阁先生又是一结局。其闻见之博，著述之富，真是不易得。”（注：贺瑞麟：《清麓遗语》卷3，《清麓丛书》，民国7年刊本，第45页。）作为弟子，贺瑞麟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处，但也看出李元春在关中理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程朱理学在安徽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桐城派尽管是一个散文派别，但却以孔孟程朱的“道统”为其文论的指导思想。其代表人物大都以服膺二程、朱熹，标榜理学为能，可称为振兴理学的一支友军。嘉道年间，桐城派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学术阵容。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谈到这一流派在全国一些主要地区的分布情况：安徽有方东树、姚莹、刘开、戴均衡；江苏有管同、梅曾亮、吴德旋；江西有吴嘉宾；广西有朱琦、龙启瑞、王锡振；湖南有曾国藩、孙鼎臣、吴敏树、郭嵩焘、舒焘、杨彝珍、欧阳勋等。（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6页。）当然，这仅仅反映了桐城派整体分布的一个侧面。这些人大都信奉程朱，写下许多论文兼论道的著作，为理学复兴摇旗呐喊。他们当中，以方东树对程朱理学的鼓吹最为突出。方东树为扬宋抑汉而作《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全面抨击，指责汉学“视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非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下也”；强调程朱理学的正统性：“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光绪八年四明花雨楼刻本，第6页。）除《汉学商兑》外，他还写了《辩道论》激烈抨击汉学、陆王心学，竭力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理学争取了许多支持者。李兆洛曾说：“曩时读书，甚不喜康成，于朱子亦时时腹诽。读先生《指方东树，引者》书，敬当力改其失。”（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7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16页。）自方东树以后，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一部分文学之士，如方宗诚、苏悙元等人，都潜心于义理之学，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骨干力量。
    河南是北宋二程所创洛学的发祥地，理学影响根深蒂固。清初，有“海内三大儒”之誉的孙奇逢曾在河南辉县讲授理学，主张调和程朱陆王，进一步延续了理学传统。其弟子汤斌为标榜理学的一代名宦，死后被清廷赐谥“文正”。道光时，河南地区标榜理学者不乏其人，李棠阶、倭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徐世昌说：“中州理学之传，遂又阅二百数十年而弗坠。其居最后以儒修得大名者，则倭文端、李文清二公。二公当道咸之际，同以翰林洊登台辅。”（注：徐世昌：《李文清公日记·序》，民国4年石印本。）其余讲求理学之徒尚有刘廷诏、苏源生，王检心等。
    湖湘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异常活跃的一个地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南的理学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固。即使在汉学风靡天下的乾嘉时期，程朱理学在湖湘学界的主流地位也没有被动摇。有人在谈到湖南当时的学风时说：“汉学风靡一时，而湖湘学子大者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注：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印：《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1949年，第111页。）。嘉道年间，程朱理学再度崛起，湖湘地区首当其冲，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从学术队伍来看，湖南讲理学的名人众多，队伍强壮，著名者有：贺长龄、唐鉴、罗泽南、欧阳厚钧、胡达源、贺熙龄、刘传莹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执掌教职，带出大批门生。欧阳厚钧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27年，执弟子礼者在千人以上。罗泽南多年假馆四方，授徒施教，生徒众广。咸同时期的不少“中兴”名将，如王、李续宾、李续宜、蒋溢澧等，都是罗门高足。曾国藩称赞说：“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指罗泽南，引者）弟子也。”（注：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5-306页。）湖湘理学的影响还辐射到全国。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风行全国，影响了一代学风。湘籍理学家唐鉴（注：唐鉴（1778-1861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由翰林历官太常寺卿。治学宗程朱，崇义理，以省身、持敬、力行为主，辩学甚严。著有《朱子学案》、《易牖》、《读易反身录》、《国朝学案小识》等。）于道光中年内召太常寺卿，京师一些向慕理学的官僚士大夫从其就读，研习理学。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窦綬、邵懿辰等人，在北京士大夫中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理学群体。后来，这些人几乎都是咸同时期理学中兴的骨干人物。有人在谈到湘学时把贺长龄和唐鉴并称为“理学真儒”，谓“善化自李恒斋而后，理学真儒世称贺、唐二公”。（注：钱基博等：《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1页。）
    总之，嘉道以后，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和乾嘉汉学的退潮，为程朱理学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各地理学士大夫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呼朋引类，推波助澜，或者著文鼓吹提倡，或者授徒阐扬流布，在全国许多地区营造了崇尚理学的学术气氛，为程朱理学日后的复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