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朱理学复兴的重要契机
    咸丰年间出现的全国性社会动荡为程朱理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义者利用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反对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尤其把孔孟儒学称为“妖书邪说”，严加禁止。太平天国当局颁发命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注：《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13页。）作为清王朝赖以支持的精神支柱--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受到起义者的猛烈挞伐、亵渎，无疑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统治秩序的沉重打击，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恐慌。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士人纷纷投笔从戎，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他们一方面网罗士人，组织湘军等地主武装，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打出“卫道”的旗帜，呼吁振兴孔孟程朱之学，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异端邪说”，挽救人心，恢复被人民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1854年初，曾国藩练成湘军率师出征，作《讨粤匪檄》为出师宣言，大肆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重申孔孟程朱所宣扬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32页。），号召读书人起来“卫道”。这表明，面临灭顶之灾的满汉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大批读诗书、明义理、效忠王朝的人才来挽救封建治统和道统的危机。然而，当时八股之士、考据之徒，显然是不堪任用的。理学之士是否靠得住，清朝最高统治者鉴于理学以往负有“迂拘”、“空疏”的坏名声，尚存犹疑。1853年5月，咸丰帝召见向好程朱理学的大臣吴廷栋，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兹录如下：
    上曰：‘汝尝读何书？”对曰：“臣尝读程朱之书。”上曰：“何尝学程朱者多迂拘？”对曰：“此正不善学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天下断无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必其体尚多缺陷。凡临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穷理而徒资记诵，非学程朱之过也。”……上曰：“汝识曾国藩否？”对曰：“曾国藩曾署刑部左侍郎，臣实早与相识。其人励志不苟，亦是杨大洪一流人材，虽近言近激，而心实无他。”上曰：“汝识倭仁乎？”对曰：“臣亦早与相识，是笃守程朱之学者。平日专在身心检察，日自记载以为考验，尤佩其笃实，其守道似近迂而能识大体。”……对曰：“……皇上读书穷理以裕知人之识，又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深宫寤寐旁求，则辅相得人。辅相进贤待用，则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得人。部院督抚各择其属，则内外司官州县无不得人，斯贤才出矣。”（注：吴廷栋：《召见恭记》，《拙修集》卷1，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刻本，第4-6页。）
    这段对话，一方面反映出咸丰既要选拔人才救急，又信不过理学士人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从吴廷栋推崇程朱理学，称赞曾国藩、倭仁的应对中也可以看出理学士人跃跃欲试、急于一逞的迫切心态。咸丰时，清政府不但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出犹豫徘徊，举棋不定，而且还不时对理学士人进行排斥。以理学相标榜的李棠阶、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人，大多仕途坎坷，不是归籍闲置，便是差派边远，不授实权。笃信程朱的倭仁于仕途一再蹭蹬，被“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叶尔羌“历练”。一向处事谨慎、屡立战功的曾国藩长期不受朝廷重视，未授权柄，吃尽了官场倾轧排抑的苦头。然而，这种情况到1860年便发生了变化。
    1860年5月，太平军击溃清朝江南大营，清政府所倚重的正规军--八旗、绿营溃不成军，无力与起义军对抗，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势力武装--一湘军，这就给曾国藩等理学士人以崛起的机会。是年6月，清政府以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8月改为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次年11月，清政府破例授予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大权，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其节制。曾国藩的登进不仅是清王朝在对太平天国用兵选将上的重大政策调整，而且也是其重用理学大臣的标志。
    北京政变后，清王朝为了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不遗余力地提拔所谓“理学名臣”。倭仁在1862年一年三迁，从擢工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升至文渊阁大学士，并当上年幼的同治帝的师傅，掌管翰林院，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内阁揆首和最高理论权威。曾与倭仁一起切磋过理学的李棠阶也于当年内召，授左都御史而入军机处，参与枢府机要。与此同时，吴廷栋也被授以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此三人素有理学名士的清望，各有自己的人事圈，一向为朝内外士大夫所尊仰，故在当时有所谓“海内三大贤”之誉。李鸿章为吴廷栋写的《神道碑》中称：吴氏“再官京师，倭文端公以首辅为师傅，河内李文清公以尚书掌军机，海内翕然望治，称为三大贤”（注：《续碑传集》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6页。）。
    理学士大夫参与政治不是被动的，而是热情高昂，积极主动。同治即位后，因其年幼进学需要物色师傅。理学士大夫急于把这一要职抢到手。吴廷栋对此尤其看重，曾说：“用人行政，当以君心为本；欲格君心，培养元德，要以师傅为第一义；既系第一义，即非第一流人不足当此任。”（注：方宗诚：《柏堂师友记》卷2，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第7页。）他和其他理学士人心目中的帝师人选即为倭仁。为促成此事，吴廷栋等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给同僚通消息，造舆论。他曾为此事专门致书曾国藩，要他以封疆重臣的身份予以干预，书中说：“现在根本之计，孰有师傅所关之重，新政首务亦孰有急于此者？今幸见及，自宜以此专责之艮峰（倭仁字，引者）矣。再三迟回，正不得不虑及日久变生，致生他议。某位卑分微，无能为役。窃念能同此心者，惟阁下一人而已。即今想已得尽读邸报，时势亦己了然于胸中，乞特上一疏，专保艮峰以固根本，万不可放过此关。”（注：吴廷栋：《与曾涤生先生书》，《拙修集》卷9，第18页。）尽管曾国藩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以“虚名太重”、“不复妄议朝政”（注：曾国藩：《复吴廷栋》，《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487页。）为由婉言拒绝，但举倭仁为帝师的要求依然得到不少官员的支持。经清廷反复权衡，还是任命倭仁与祁ｗēｎ（11）藻、翁心存、李鸿藻等人同为同治帝的师傅。其中的李鸿藻也是讲理学的官员。倭仁当上帝师后，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编成《启心金鉴》，用这部渗透着程朱理学“君明臣良”思想的读本，来教导同治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