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程朱理学派与同治中兴
    所谓“同治中兴”曾经为一些士大夫所津津乐道，清朝统治者于此更是大加颂扬。《清实录（同治朝）序》宣称：清朝在同治年间“用能方夏载德，景运日新，扬无之庥，成中兴之瑞”（注：《清实录·穆宗教皇帝实录（一）》第4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这里所说的“中兴”是指清朝统治者在同治年间的所谓“武功”、“文治”。该序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武功”时说：“皇考（指咸丰帝）简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浙军务，穆宗继位，首简纶扉，委任益专，戎行愈奋，复用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敷扬庙算，指授机宜。数载之间，东南底定。”（注：《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一）》第45册，第4页。）在谈到“文治”时肯定了倭仁、祁辒藻一班文臣的辅政作用：“皇考（指咸丰）命李鸿藻为上书房师傅，暨正大位，两宫皇太后先后命翁心存、祁辒藻、倭仁、徐桐、翁同騄，在弘德殿行走，缉熙懋学，勤若儒生……以乐育人才，振兴学术。”（注：《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一）》第45册，第3页。）上文提到的这两批人多是讲理学者或是有理学背景的人。《清实录（同治朝）序》是以光绪帝的名义编纂的官方文献。可见，对于理学之士在“同治中兴”所起的重要作用，清朝最高统治者是认可的。也可以说，清王朝在咸同之际看重程朱理学，起用了一大批讲求程朱理学的士大夫，并通过他们娴熟地交替使用软硬两手镇压太平天国，重建社会秩序，为士大夫们所称道的“同治中兴”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以曾国藩为首的封建士大夫组织地主武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维持清朝统治建立了“勋功伟业”，是理学派士大夫的“武功”业绩的集中体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做过论述，本文不再赘述。现仅就“同治中兴”期间理学士人在所谓“文治”方面的活动及作用谈一些看法。这里所说的“文治”，包括政治、文教两个层面。择要而言，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正朝纲，端君心，培植“致治之本”
    在理学派士大夫发迹之前，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一度把持朝政，弄得朝内外关系紧张，怨卢载道。在理学派士大夫看来，这种“权奸擅政”，蒙蔽欺饰，正是朝纲败坏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上台伊始，便摆出一付“正人立朝”的架势，大讲“正朝纲”、“端君心”，强调“治本”问题的重要性，包括要求君主按正学的要求修身养性，提倡正学，心存敬惧，近贤臣远小人，对天下实行仁政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理学派士人的一贯主张，倭仁早在咸丰初年所上的《应诏陈言疏》、《敬陈治本疏》就已经提到过，曾规劝咸丰：“愿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颷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此其机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注：倭仁：《敬陈治本疏》，《倭文端公遗书》卷2，光绪年间刻本，第4-5页。）但这些进言在当时却被咸丰视为“仅泛语治道”（注：《清史稿》卷391，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726页。），不切时用，被搁置一边。而在同治初元倭仁出任帝师后，一本昔日所持之为政宗旨，立即向朝廷进呈其所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作为“启沃圣心”，端正“治本”的教材。这次进呈则被清廷采纳，即发上谕，表彰倭仁进呈“洵足资启沃而绍心源，著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弘德殿，以资讲肄”（注：《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一）》第45册，第515页。）。
    李棠阶被起用后遂上《条陈时政之要疏》，谈到四个问题，即“端出治之本”、“振纪纲之实”、“安民之要”、“平贼之要”等事，认为：“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内沸腾，生民涂炭，诚刻苦奋励之时也。臣窃谓刻苦奋励之时，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皇帝尤其要领会程朱阐明的“格物诚正之说”，“宋儒真德秀《衍义》阐释发明，足资治理”。关于“振纪纲之实”的建议是：“国之所以立，在纪纲；纪纲之所以振，在赏罚。赏罚者，人君鼓舞天下之大权，必赏一人而天下劝，罚一人而天下惩。而后纪纲森然，中外之大小臣工皆有所遵守敬畏，而罔敢逾越。”（注：李棠阶：《条陈时政之要疏》，《李文清公遗书》卷1，光绪八年河北道署刊本，第1-2页。）这些意见与倭仁所述基本精神一致。
    吴廷栋同样重视“致治之本”的问题，一方面为倭仁出任帝师积极奔走，另一方面及时上书人君，陈述“致治之本”的要义。1864年7月曾国藩统率的湘军攻陷天京。其时“天下方谓中兴大业成矣，公（即吴廷栋，引者）独忧之，以为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因上疏请加敬惧，持之以恒，永固长治久安之基”。（注：李鸿章撰（方宗诚代）：《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吴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第856页。）这里所说的奏疏是指吴廷栋呈递的《金陵告捷请加敬惧疏》。他在疏中说：“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献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而喜而肆”，其结果“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他告戒统治者：“上行必下效，内治必外安，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献媚必斥；惧邪易升，则夤缘必绝。凡皆本于一心之敬而已……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注：吴廷栋：《拙修集》卷1，第13-14页。）
    由上可见，大谈“致治之本”论者主要是朝中位居公卿的理学派士大夫。他们所说的基本思想是贯彻程朱理学历来倡导的儒学治统和道统，以儒家纲常规范朝廷政令，强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这些都是涉及封建政治的根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治初年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一反咸丰对理学士人的排斥态度，不再视他们为“迂拘之士”，而对他们的意见予以接纳。吴廷栋的以上奏疏就得到清廷上谕的褒奖：“兹览吴廷栋奏于万方之治乱百官之敬肆，皆推本于君心之喜惧，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申饬百官：“惟当戒慎恐惧，朝文乾乾，期于上下交儆，慎始图终”。（注：引自吴廷栋《拙修集》卷1，第16页。）这对理学派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曲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