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朝中位居要津的倭仁、李棠阶等理学重臣感染了一批翰詹御史，逐渐形成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对同光朝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被时人誉为提倡“正学”的“海内三大贤”，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倭仁，俨然一代儒宗，又掌翰林院，为一般御史翰詹所倾慕，多以弟子事之为荣，同光时期的名御史游百川、翰林院编修于荫霖等均为其门生。李鸿藻、翁同騄都深受倭仁的影响，与他有类似师生般的交谊。而李、翁都是清流派的掌门人物，前者为北清流领袖，后者是南清流魁首。翁同騄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对倭仁的钦佩之情：“听艮峰先生讲，巧言令色足恭章，自知有此病痛，此后当切戒，诚字一刻不可离舍”（注：陈义杰点校：《翁同騄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8页。）；“艮老欲建言大婚礼仪宜从节俭，又弹中官之无状者，风节可钦，余等不及”（注：《翁同騄日记》第2册，第684-685页。）。倭仁死后，他如丧考妣，哀叹：“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注：《翁同騄日记》第2册，第853页。）
    无论是程朱理学复兴也好，还是“同治中兴”出现也罢，都不是单纯的统治阶级少数人竭力运作、施加影响造成的结局，而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简言之，是这个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导致的政治力量变动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清王朝赖以支持的除了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正规军--八旗绿营之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社会联系广泛的基础阶层，即士绅阶层。程朱理学复兴及“同治中兴”的出现就受到这个阶层的有力支持。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分层构成，士绅集团的形成由来以久，尤其在明清时期，它所起的社会作用日益突出，正如曾国藩所说：“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一语道出士绅集团在下层民众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士绅既拥有“官”的某些特权，又生活在“民”之中，对于“民”有一定的号召力，具有亦官亦民的特殊属性，自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所倚重。清政府在维持地方风化、主持地方公共事业以及镇压民变等方面的职能，主要通过士绅来实现。曾国藩把士绅的社会作用概括为“保愚懦以庇乡”（注：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劝戒绅士四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0页。）。同时，士绅阶层又是一个在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社会群体，他们获取功名必须要熟读理学的范本--朱熹的《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程朱理学的精神已经深深渗透于这个阶层的主观精神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自己信奉纲常名教，而且还以此教化乡民，把程朱理学的信条和精神传感到更多的人群之中，包括下层民众。方宗诚在其著述中曾提到一位普通农家子弟“一意以求道为事”的事迹。河南西华县茂才于锦堂向好圣人之学，最初攻读阳明之学，“犹以为未足也”。后来听说倭仁“为程朱之正脉”，便不顾路途遥远，“只身远行，衣衾单薄，而毫无困苦之色”，决意要求学于倭仁，方宗诚曾与于锦堂倾谈，得知乃父以力田为生，他钟情于圣学是受到老父的鼓励。于自谓：“此（指离家远行求学事，引者）吾父志也。吾父力农，而三子皆读书，为学官弟子，吾尝以求正学之意告父，父大喜曰：‘汝能，虽奔走万里，困苦劳瘁，皆毋以家为念。科第有无，不足计。家世力田，固亦奚慕邪！’今父康健，一弟侍侧，故遂得出门远行，且将往见艮峰先生也。”（注：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2，第15页。）在一位普通农家之主的心目中，对“正学”的追求甚至超过博取科举功名，竟然鼓励自己的儿子不惜离家远行，去学圣人之道。可见，理学不仅对当时的士大夫有吸引力，而且在下层民众中也有相当深入的影响。然而，像于锦堂那样的一般读书人进身的途径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而这条路对绝大多数士人来说却非常狭窄，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荣登榜首的只是极少数人，多数应考者都要名落孙山。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受到士绅集团的激烈抵抗，而且也给广大读书人开辟了新的进身途径，即投笔从戎，通过军功保举而飞黄腾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士绅集团对太平军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起到清朝正规军所不能起的作用。曾国藩在署理两江总督后曾在行营设立忠义局，对那些在抵抗太平军战斗中死亡的官绅士女的“节烈”事迹，“委员采访，详核事实，兼考世系”，予以上报表彰。这些材料很能说明士绅集团在当年那场阶级大搏斗中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意义。曾国藩在《行营设立忠义局采访忠义第一案片》提到的“节烈”之事，即避居于安徽宁国的原贵州都江通判程枚“厉声骂贼”，“矢志不屈”，与其家人“同时焚殁”。他建议朝廷“从优议恤，并分别旌表，以褒忠节”（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97-1198页。）。仅从1860年8月至1862年12月，曾国藩上报的《行营采访忠义请恤折》就达17案，表彰了大批“殉节”的官绅，如第12案提到官绅殉难者47人、第13案14人，第14案死难官绅士民192人，第15案官绅死难者25人、第16案8人、第17案63人。从他给清廷所上的“请恤折”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对太平天国抵抗的激烈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士绅投笔从戎，积极组织团练，直接参与镇压起义的活动。湖南诸生罗泽南长期在乡村教读，授徒无数。1852年，罗泽南在籍倡办团练，后编入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负伤而死。他的学生王、李续宾、李续宜、锺近衡、蒋益澧、杨昌濬、易良干、罗信东、罗信南等均为理学之徒，追随他加入湘军。曾国藩称罗泽南“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喑口焦思，大畅厥志。未几，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注：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5页。）这批人善于用理学思想教化、影响士兵，给军队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王“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至潸然泪下。”（注：罗正钧：《王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9页。）曾国藩亦十分看重士绅的作用，在创办湘军的过程中大量提拔这批人，委以重任，致使他收取最后平定太平天国之功。
    总之，咸同年间的程朱理学复兴，不仅是涉及一个学派的兴衰问题，而且与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紧密结合在一起。理学的复兴强化了士绅阶层封建性的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王权的向心力；太平军屡挫八旗绿营，又迫使清王朝不得不寻求新的依靠力量，遂向十绅集团伸出求援之手，最终造成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和以倭仁、李棠阶等理学官僚执掌朝纲的局面。所有这些都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力量得到新的调整和振兴，从而加强了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实现“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无怪有人把清朝“同治中兴”归功于“正学”即程朱理学的昌明：“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注：曾廉：《应诏上封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3页。）附带说明，光绪朝以后，尽管清统治者竭力维持喧嚣一时的王朝“中兴”局面，并采取了种种强化“尊孔读经”的措施，然而，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变革浪潮迭起，使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而被削弱，理学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正如皮锡瑞所说：“今人一见人讲道学，即以假道学诋之。（注：《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三次讲义》，《湘报》第17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00页。）历史证明，程朱理学既不能永久性地维持封建王朝所谓“中兴”局面，也不能克服自身的痼疾而避免衰落的命运，靠其自身的力量是不能脱旧更新的。随着清朝的垮台，程朱理学最终失去官方哲学的地位，迅速分化、沦落，为方兴未艾的近代新学术、新思潮所压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