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趋势，两大模式
    西方近代的历史学，不用说，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不过，历史在西方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西方一般地称之为“科学的”历史学--并且成为西方的史学传统，则始于十九世纪初。它是由德国历史家彼·基·尼布尔，特别是利·冯·兰克奠定的。西方学者通常把尼布尔的《罗马史》出版之年（1841年）直到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里发表就任剑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的演讲之年（1902年），即差不多整个十九世纪，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在西方史坛执牛耳的时代。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对“科学的”历史学从多方面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批判的影响下，从本世纪中叶起，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在西方史坛上兴起，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十九世纪的“科学的”历史学虽被视为传统的历史学而继续存在，但其声势已不似当年。本世纪兴起的史学有时被称之为“新史学”，它虽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但是仍表现为一个大趋势。
    美国的历史家斯腾（F.Stern）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历史学日益趋向专业化或专门化，在本世纪，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专业内部发出了新的要求，历史学的领域必须变得更广阔些，内容更丰富些，更深入到人类经验的深层。英国历史家阿特金森（P.N.Atkinson）认为十九世纪史学表现为“自主主义”的趋势，即历史学不断与其他学科分离而成为单独自立的学科；当代的历史学则表现出“结合主义”的趋势，即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相结合。显然，历史学发展方向的这种转变正符合西方科学发展的总的趋势：在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向分化的、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在本世纪，则向综合学科或整体化方向发展。美国历史家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vich）别有所见地把两个世纪的两种趋势加以模式化，他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模式”（Paradigm,或译为“范型”）概念， 把十九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的主流称为“叙述的（兰克式的）或发展的”模式，其特征为建立在史料批判（相当于我国的考据学）上的历史事件的进化序列；本世纪的历史编纂学的趋向为“结构·功能”模式，其特征为抛开“讲故事的”历史，而着重于“解决问题”和系统的解释，它流行于本世纪后半叶，而以法国“年鉴派”史学最具有代表性。①
    我们综合各家的旨意，把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纳入前后相继的两大模式之中：第一，兰克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式；第二，“年鉴派”式的历史综合主义的模式。前者是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后者奠基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前期，是从第一模式向第二模式的过渡时期。两个世纪的西方史学在资产阶级的学术自由的风气中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各家各派各有其风格、旨趣和逻辑；对历史的题材、性质和方法各持不同的观点。我们对它们作出概括的历史考察以把握发展的大趋势时，不可能做到“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好在任何宏观的考察只能取精用弘，而且不免顾此失彼，甚至取舍失当。
    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特征
    作为十九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所谓科学的史学，是由兰克及其弟子奠定的。外国史学界泛称这一派为实证主义的史学。不过，兰克本人倾向于浪漫主义。但是，由于他在史学上的博学多识和精于考证以及经典性的著作，历史变成了严格的经验科学，而在其后继者中形成实证主义的史学流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的历史大家几乎都可归总为这一流派。他们都是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如出一辙地纳入一个模式中。不过作为一个趋势而言，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如下的共同特征。
    第一，由兰克确立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历史家根据确凿的史实和通过自己的意识结构所重建的过去，完全符合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兰克根据这种信念提出了历史学的任务和方法。他在其早期著作《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1824年）的序言中说：“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的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最后那半句话成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史学的座右铭，被西方史学家照德语原文引用过成千上万次。兰克在该序言中把叙事作为史学的最高方法，他说：“严谨的事实陈叙--即使这些事实或许是偶然的和枯燥无味的--无疑地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②在十九世纪，在自然科学（当时也称为“实证科学”）的光辉成就的启示下所形成的实证主义主要有两个含义。其一是：科学研究对象必须是“实证的事实”，所谓“实证的”是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因此，历史要成为科学，首先要有确实可信的史实。其二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完全不带有认识主体（科学家）的个人的成见或价值观念，因此，历史要成为科学就要消除认识主体的个性特征，用兰克的话说，就是“消灭自我”以达到“完全的客观性”。所以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任务就是：历史家完全客观地、严谨地据事直书，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大家米什列也说，历史是“过去的复活”。
    第二，“科学的”历史学模式要求实证的史实作为历史的对象。但是历史事实不可能作为历史家直接观察的对象，只能通过各种史料来认识。为了通过可靠的史料以确定史实，兰克史学的杰出贡献就在于制定了完整的“史料批判”的方法。因此，兰克模式要求搜集第一手资料并运用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以去伪存真；从而确定事实，再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西方史学界所以称兰克式的史学为“科学的”，主要是就其史料批判的科学性而言。例如，1902年伯里在其就任钦定讲座教授的演说中说： “博学（Erudition）现在已用科学的方法来补充，这一变化我们是受惠于德国人的”，于是他认为历史“就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