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把自然科学的模式作为历史科学的模式，除了要求史实的可靠性和历史家的客观态度以外，还要求把历史事件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所以兰克在其著作中有时把历史事件之间有意义的“联系”（Zusammenhang）看成是“因果系列”（Causalnexus）。不过，兰克是经验主义者，他不把历史的因果关系理解为自然规律那样的普遍规律，而仅理解为经验的常规性。1860年，他在《残篇》中说：“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一系列事件，它们一个跟着一个，而且彼此相互制约着。如果我说‘制约着’，我决不意味着受绝对的必然性所制约着”。③实证主义史学一般不涉及历史的普遍规律，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少数历史家，如英国的巴克尔（Buckle）、法国的泰恩（Taine）等，则试图发现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普遍规律，不过，他们的成就和影响都是不足道的。在十九世纪后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观念则对史学的影响较大，再结合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的“进步观念”，于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许多历史家把历史解释为人类向一定的和可以期望的方向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者在十九世纪末为该丛书的编撰计划所作的报告中，把历史称为“进步的科学”。
    第四，兰克式的实证主义的史学模式在历史的主题和方法方面的特点为“事件的历史”（I'histoire evenementielle）（这个术语是法国历史学家拉孔布所提出的）和“叙述的历史”。中外的传统史学都认为历史就是按年表记录下来的重大的政治（包括军事和外交）事件和杰出人物的活动。兰克史学也是以文献资料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而这些事件只能是个别的、特殊的、不再重复的，因此历史家只要严谨地叙述这些事件，就是历史。所以实证主义的史学不需要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和判断，不需要任何历史理论和哲学。如克罗齐所指出，在实证主义的历史家看来，“历史应当是历史而不是哲学”，“历史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④
    第五，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在学术发展的方向上是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学科。历史首先不再是“神学的婢女”，继而和其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等区别开来。在专业化的要求下，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是历史家的天地；博学、批判（考证）和专题研究是历史家的三大法宝。在学院派的门罗主义下，历史学一方面孤立于其他社会科学之外，另一方面又在历史领域内分成许多小领地，以便专家们深耕细作。这样一来，历史思想变得越来越狭隘，历史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疏远。
    不过，这个史学模式经历了一个世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剑桥近代史》的编成就是这个成就的一大丰碑。在这个模式下，历史家们以博学多识为基础，以严密的史料批判为手段，以发生学的方法为线索，以叙事为体例，从而描绘了西方主要国家从中世纪以来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法制等等方面的发展轮廓。
    对兰克式史学模式的批判
    从十九世纪后期起，西方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从各方面展开了对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批判。对于这些“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各种批判论点，我们在这里只能作极其概括的叙述。
    第一，首先从历史认识论方面对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批判的是德国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之父”狄尔泰（他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科学入门》发表于1833年）。兰克的“批判”矛头是指向史料的，狄尔泰把它转过来指向历史知识。狄尔泰的主要论点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不同的，前者研究自然事件的进程。后者研究人类的精神活动；因而前者的研究方法为观察、理解和说明，后者主要是为“领悟”（Verstehen）--内心的体验或“生命的自我意识”，一种非理性的意识活动。所以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狄尔泰试图从认识论上动摇实证主义史学的自然主义的依据。继狄尔泰之后，德国的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德等人进一步从逻辑和方法论上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严格对立起来。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对可以重复出现的事物，抛开其个性特征。而作为“一般的东西”来探讨其普遍性的规律；历史是以出现一次的、不可重复的、不可逆转的特殊事件为对象，因此只能用个体纪叙法（Idiographism）来描绘个别事物的个性，没有规律可寻。李凯尔德还把历史的对象纳入价值体系之中，认为历史概念只有与价值联系起来才能构成。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是发现规律，而历史科学是作出价值判断。新康德主义的历史理论否定了兰克史学的根本信念--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实质上是把历史排斥在科学之外。
    第二，从目标函数方面对兰克式史学的批判。兰克史学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就批判了这种史学任务观，他认为如实地重构过去并不是目的本身，历史的目的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二十年后，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克罗齐发挥了尼采的看法，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惊震一时的口号。他的本意是说，只有对现在生活有兴趣才能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复制或再现过去的实在，而是回答和解决由生活现实所提出的各种理论上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应当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