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本世纪的头三十年中，有三个主要的历史编纂学流派从历史的研究对象、主题和方法以及历史知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等方面，展开了对兰克史学的批判。这三个流派中较早的是德国历史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的“新型文化史”派（其代表作《文化史的方法论》出版于1900年）。他主张历史的对象不应限于政治史，而应扩大到民族、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并且要以集体（社会集团或阶级）代替个人作为历史的主要活动者。他指出，兰克式的史学仅仅要求叙述过去真正是（gewesen）个什么样子，而他认为应当说明过去是怎样真正变化（geworden）的，因此应当用发生学的方法代替叙述的方法。
    其次是法国历史家贝尔（H.Berr）所创立的“历史综合”学派（他的《历史的综合》出版于1911年）。他认为传统史学是“事件的历史”，只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没有解决问题的明确认识，并且仅仅重视从史料去研究历史，使历史学孤立于其他科学之外。他提倡以“历史的综合”为特色的“新史学”，要求历史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探索人类进化的问题。
    第三，在本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美国兴起的“新史学”或称之为“现在主义”派，否定了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这一派的著名历史家卡尔·贝克以反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而名闻遐迩，他在19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客观态度和历史著述》）的结论中说：“历史事实在任何历史家创造它以前是不存在的，而每一创造出来的历史事实必须加入了个人的某些经验”。另一个著名历史家查理·比尔德在其一篇论文（《撰写的历史是一种信仰的行为》，1933年）中认为，历史学本身是受历史家本人的信仰支配的，历史家则是时间、 空间、环境、利益、偏爱和文化的创造物。把这一派的论点概括起来就是：历史家不可能“消灭自我”地、如实地再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只能根据自己的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审美的、道德的观点去重构过去，历史概念的形成出于当前的目的和需要。在他们看来，从历史的连续性说，固然“现在是整个过去的产物”，但是，从过去只能再现在历史家当前的意识结构中而言，◆“过去是整个现在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重写它的历史”成为现在主义、相对主义的信条。
    年鉴派的历史综合主义史学模式的特征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期，对传统史学模式的各种批判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需要新的历史理论、方法论或新的模式取而代之。于是法国的“年鉴派”便异军突起，荟萃各家之菁英而成一家之言。1929年，法国的两位青年历史家费弗尔和布洛克创办了一个史学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西方的一位历史家称赞道：“当时不过是象在广阔的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年鉴派的拥护者认为这个学派的出现是“本世纪唯一有意义的历史思想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是年鉴派第一代活动的时期；从二战结束起到六十年代末为第二代，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布罗德尔，1970年以后为第三代。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个具有社会学倾向的新的史学模式终于成为在法、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年鉴派的优点在于没有接受新康德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和现在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而是继承和发扬了经验主义史家的“历史理性”传统，探讨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从贝尔到布罗德尔都探讨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三大范畴--偶然性、必然性和逻辑--的相互作用）；这一派还尽可能利用新兴的各种科学的成果，试图认识整体社会。这是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兰克式史学模式的一个原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的契机，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年鉴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德尔写道：“不管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对历史专业的冲击是怎样小，但是它的渗透、它的引诱、它的影响无论如何是多方面的和显著的。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引为遗憾的事是缺少一本可以作为模式和振奋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作。这样的作品仍然在等待中。然而，这种巨大的影响在我们的专业的许多变化中却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些变化一直迫使历史家打破了旧习惯和获得了新习惯，并迫使他们从他们的手艺传统，甚至从他们自己的个人成就中走出来。”⑤
    年鉴派的三代学者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并无严格的统一观点，我们只能求同存异地谈谈年鉴派史学模式的特征。
    第一，年鉴派模式要求历史是“整体历史”与“综合历史”，这与传统史学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大异其趣。布罗德尔指出，“历史是一种社会研究，社会整体的研究，因此是对过去并且同样是对现在的研究，过去和现在是不可分的。费弗尔在他的最后十年中，不断地重复地说：‘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⑥年鉴派认为历史学要更科学一些，必须把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作为研究对象。历史是借助过去来研究现在，并且面向现在来解释过去。整体历史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是综合的、跨学科的史学。如布罗德尔所说，自年鉴派成立以来，历史家想成为并且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等。于是以历史学为主，形成了“心理历史”、“地理历史”、“人口历史”、各种社会历史等等。
    第二，整体历史观扩大了传统史学的领域，使历史研究对象成为多向度的、多层次的。这种历史不仅意味着要克服片面性，并且要克服平面观：历史不是风景画，而是雕塑。就全面性而言，如布罗德尔所指出，历史既研究个别事件，也研究重复的事件，既研究事件历史，也研究非事件历史（指结构、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活动）；既研究意识领域的东西，也研究潜意识领域的东西， 既沿着集体命运的道路前进，又以人文主义的文化敏感表达出那些在个人精神冒险中的特殊的、举世无双的成就，叙述那些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历史命运、在人类知识和事业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尖子人物”，就多层次的或深层的历史而言，整体历史忽视事件而重视结构和系统。年鉴派第三代的著名历史家拉杜里（E.L.Ladurie）说， 当代的历史学偏爱“结构的”、“整体的”、“系统的”、“可以数量化的”历史。他说：“半个世纪以来，从布洛克到古贝尔（P.Goubert），最优秀的法国历史家，撇开系统化的体系而言，事实上都是结构主义者。有时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他们并未意识到”。⑦他认为布罗德尔的《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一本“结构的”书，而把战争和外交等事件放到次要地位。这本世界名著展示了三层次的结构，表层是“事件的历史”。它是发生在“短时间段落”中的事件，主要指政治、外交等事件，它是“微观的历史”。中层次为“事态的历史”（Conjunctural History），是发生在“中等时间段落”的历史，是社会经济情势的“宣叙调”，如人口增长、生产的起落、经济危机等。最深层是“结构的历史”，即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长时间的，几乎是静止的永久重复的历史。不过，年鉴派的第三代中有人又要求恢复事件在历史学中的适当地位，主张“结构--事件--结构”式历史。就系统理论而言，布罗德尔在其《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年》中说，整体社会可以分为若干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四大系统，它们每一个又可分为若干子系统。整体历史主要研究这个系统本身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年鉴派不仅认为社会实在有层次，而且认为历史解释和“历史社会学的”理解也有层次。此外，年鉴派还提出了“系列历史”（Serial History）概念，把系列分析和定量分析统一起来。系列方法就是把在长时间跨度中重复出现的和每隔一定时间可以作比较的同类事件的资料纳入统计的系列中，因此计量方法和信息技术被引进历史研究中。特别在年鉴派的第二代中形成的计量史学，拉杜里称之为“量的革命”。他在六十年代中说：“展望八十年代的计量史学，明天的历史家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能够制定计算机程序”。⑧在结构史和系列史的要求下，年鉴派模式的又一个特点是重视历史中的重复事件。兰克式的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都认为历史哲学都认为历史只应当研究出现一次的、个别的、不重复的东西。布罗德尔独持异议，他说：“历史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差异中，存在于出现一次的，新奇的--即无论如何不会发生第二次的--东西中。而且新奇的东西从来不是全新的。它与再现的、常规的东西携手并进。……没有一种事实人们不能从其中区别出完全是个别的方面和从它的来龙去脉中得出的另一方面；区别出一面是偶然的结果和另一面是再现的因素”。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