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历史科学中,史学理论研究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有关史学理论探讨的专著,如茹科夫的《史学方法论概要》①;(二)运用史学理论的某些观点进行具体历史研究的专著,如切列宁、帕舒托的《用历史比较法的观点来盾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②;(三)一般的史学著作在进行具体史实综述的同时,比较重视理论概括,如近年出版的几部多卷本专著:《世界通史》、《苏联通史》、《国际工人运动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等。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近年苏联史学理论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现实性,即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其二是开拓性,主要指近年苏联史学分支学科的建立及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如历史心理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等等。 一 苏联史学界普遍认为,历史科学自六十年代初进入了新的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史学理论-方法论水平的迅速提高。从六十年代起,苏联史学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史和苏联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上③。笔者最近整理了一份1917-1984年苏联史学理论主要专著和论文目录,约340部(篇)。 该目录虽不完整,但也可看出,苏联学者的上述说法是言之有据的。1917-1959年,共有37部(篇),占10.8%,而1960年以后则占近90%。其中六十年代末,发展尤其迅速。1968-1969年有38部(篇),即这两年的成果已超过1917-1959年40多年的总和。这不仅是在数量上,更重要的表现在质量上。在六十年代,苏联学者已出版了属于交叉学科的史学理论专著,为苏联史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著作包括乌斯季诺夫的《历史科学中运用计算机》(1964年)、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合写的《历史学和社会学》(1966年)、马尔卡梁的《论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1966年)、波尔什涅夫的《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1966年)、索博列夫的《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1967年)、葛罗米柯的《论历史社会学的某些任务》(1967年)、伊凡诺夫的《关于比较历史方法的内容与发展问题》(1967年)、柯瓦尔钦科的《论历史研究中使用数学统计方法》(1969年)等。 理论是现实在思维中概括反映的形式。苏联史学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同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及整个科学文化的发展同步进行的。1963年10月18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认为,“对方法论问题的注意是苏联科学进步的重大标志”④。两个多月后,即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前分发了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通讯院士合写的报告《关于历史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会议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基里林主持,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在会上作了补充发言和总结发言。一般认为,从上述两次会后,苏联史学理论开始发展起来。此后,苏联史学家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同时,注意历史科学同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差异。他们认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每一项专门的社会科学学科,总是在揭示和研究比较个别的规律性,而不是象历史唯物主义那样去揭示和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科学,它只研究比较个别的社会规律。与这一研究内容相适应,历史学应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 苏联史学界从六十年代开始重视史学理论研究,但其理论准备时期可追溯到1953年底,苏联史学理论发展的背景,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 (一)强调社会科学研究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1953年10月19日,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与法学学部和历史学部、语言文学学部举行庆祝苏共成立50周年联合科学讨论会。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开幕词中说:苏联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根除书呆子气,教条主义和以引文的堆砌代替活生生的、科学分析的企图。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发表题为《在列宁的旗帜下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社论。社论分析了苏联社会科学严重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科研人员错误地认为发展和丰富马列主义理论是特殊人物的天职,而对自身的力量,对自己推动理论前进的能力完全失掉信心。这些人不是通过对新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对生动现实的分析来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理论,而是搬用那些在改变了的情况下已失去意义的引文和原理,结果使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前的迫切任务,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 从这些认识出发,苏联从六十年代明确指出,密切联系共产主义建设实践来探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问题,是苏联社会科学家们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社会科学家应对苏联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社会关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各民族的互相接近、科学技术革命的社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刻的科学分析。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苏联提出应该消除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的一种观念,即社会科学似乎只有宣传的作用,其使命在于对实践加以说明和评论。实际上,发展社会科学并将其成果付诸实践,其重要作用,并不次于把自然科学的成就应用在物质生产领域和发展人民精神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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