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
    苏联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在各自的研究方法上都有缺点。它们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很难单独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新学科，即历史社会学便应运而生。
    苏联学者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和社会学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都是对社会进行综合研究，把社会看作是各个国家、民族、区域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学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同社会学所使用的文献资料也有相同的部分。但是，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观察社会生活的角度截然不同。史学家是按社会过程的具体形式和编年顺序来研究和反映社会过程的。社会学家认为史学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史学家则普遍认为，社会学家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长期以来缺乏创造性的联系，这是由传统的社会科学分工造成。长期以来，史学偏重于研究以往社会现象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作用；而社会学则偏重于研究社会现象发展的一般性及其作用。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史学家首先对搞清楚具体的细节感兴趣；相反，社会学家则往往偏重于对已揭示出的这些现象的历史演变及表现出来的全部特点进行研究，弄清它们的逻辑演变和一般规律性。
    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体现。研究方向确定后，不仅要了解它的一般性，同时也应了解它的特殊性。这种全面的、辩证的，按照事物本质观察问题的方法，无论对史学家还是对社会学家都有好处。要认识史学家所研究的范畴，只有特别重视普遍性方面的东西才能实现，要合乎规律地再现一系列历史现象，需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特别重要的是，没有理论研究，不了解某些社会学的概念，历史学不可能从研究历史事件的科学变成研究社会经济过程、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对社会学家来说，不注意社会现象的历史本质，那他的研究工作是无法顺利进行的。因为这将很难正确了解变化着的社会动态结构，很难解释清楚社会变化的规律性，以及民族关系的起源和某些民族间产生尖锐矛盾的原因。预测问题在今天的科学研究中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要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只有建立在搞清楚长时间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即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才行。
    苏联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把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苏联的社会学由一般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社会学（又称具体社会学）两部分组成。苏联应用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社会舆论以及社会发展的预测、计划、管理等问题。在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家已开始注意到将史学研究同应用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的问题。自七十年代以来，史学家同社会学家的联系明显加强了。史学家在分析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内部结构时，在探讨历史现象的立体性、多结构性和综合性时，开始借助社会学的概念和构想，从新的角度观察传统的问题，对一些涉及面广的复杂的问题进行客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历史思维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对于进行宏观史学研究也是有益的。史学家开始更深刻地深入到他们所研究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社会学开始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一批历史社会学的著作，如葛罗米柯的《论历史社会学的某些任务》（1967年）、德罗宾热娃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历史学和现代化）》（1971年）、基鲁诺夫的《论历史科学中运用具体社会学研究》（1972年）、拉舒克的《历史社会学概论》（1977年）、康恩的《历史学与社会学》（1978年）、布朗利·什卡拉曼的《论人种学、历史学、社会学各学科的关系》（1978年）等。1984年，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作为“现代科学发展趋势丛书”的一种出版。该书作者运用社会学的某些概念，通过揭示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意识发展中潜在的内容，对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史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以俄国农村村社问题为例，作者不仅将其放在史学的视野内，而且也放在社会学的视野内进行研究。这同单纯从传统史学的范围研究村社，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历史人口学
    苏联的历史人口学研究始于五十年代中期。1956年出版的拉申的专著《1811-1913年百年间的俄国人口》，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人口学初创时期的代表作。该书从历史人口学的角度第一次深入研究了1811-1913年的俄国史。作者探讨了百年间俄国人口总数和人口分布区域及密度的变化；分析了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还深入研究了城市人口数目的变化过程以及城市居民的社会组成和职业组成。此外，还介绍了全俄的人口结构和教育结构。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和整个六十年代，历史人口学无论在史学还是在人口学中影响都不大。从事这个问题研究的主要是史学家。他们对于史学与人口学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两门学科交叉点的范围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因而研究范围较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