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者强调,苏联史学家同现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中人的心理作用问题。苏联学者认为,资产阶级史学家企图把历史发展的作用仅仅简化为人的心理因素,用主观心理学来解释过去和现实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已经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也渗透到史学中。这表明这些研究者已注意到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情感生活。但是,心理分析方法却使这一研究绝对化,作出错误的阐释。同时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心理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形成了由心理分析方法来填充的“真空地带”。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苏联学者承认它对心理学发展提出一系列新问题的功绩。著名心理学家鲁宾斯坦、乌兹纳泽、维果特斯基和巴辛、巴热诺夫等对无意识问题都进行过较充分的研究,但对其整个学说是否定的,认为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的具体的心理分析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资产阶级观念形态的极有效的工具。 六十年代下半期和七十年代,是苏联历史心理学的发展时期,有不少成果问世。主要有波尔什涅夫的《社会心理学和历史学》(1966年)、索博列夫的《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心理问题》(1967年)、葛罗米柯的《作为社会历史心理范畴的社会情况》(1968年)、拉哈马杜丁的《列宁著作中农民的社会意识问题》(1970年);伊里巴贾科夫的《历史学和心理学》(1971年)、弗多温和德罗宾热夫的《社会心理学和苏联社会史的某些问题》(1971年)、拉卡夫斯卡娅的《社会历史心理学的某些方法论问题》(1974年)、布加诺夫的《关于俄国农民战争参加者的意识形态》(1974年)、米罗诺夫的《俄国农民社会心理的特点》(1978年)等。 苏联史学家运用历史心理学研究苏联历史中长期存在的有争议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僭称问题长期被看作是一种幼稚的君主主义。但当研究农民在农奴制时代缺乏充足的个人自我意识,常把自己看作是在别人影响下的客体时,就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农奴制时代俄国农民阶级斗争中另一种特殊的现象。当局部地区的斗争开始时,农民为取得斗争的“合法地位”,常向沙皇提出请求,表达自己的愿望。在农民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见解中,很容易有彼此不协调的地方,这反映了俄国农民心理的矛盾性。农民能够认识到所有的沙皇都是“基督的敌人”,是造成自己贫困的祸首,同时又认为只有沙皇才能拯救他们,所以便认为沙皇是好的,而地主才是坏的。俄国农民这种传统的心理特点,对于树立起任何一种崭新的政治观点,对于他们为改变国家政治制度所进行的斗争,是一种心理障碍。这样,农民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水平上,搞不清自己受压迫的原因,看不到真正的阶级敌人。这是俄国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比较史学 苏联比较史学始于六十年代中期,近二十年有较大发展。1973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增写了“历史比较方法”辞条,指出历史比较研究是一种科学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可揭示历史现象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从而获得对事物在历史发展不同水平上的认识,并确定发展趋向。1979年,布劳贝格和潘京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历史比较方法概括地介绍说:历史比较法可用以确定所研究现象之间的异同,揭示其发生学上的血缘关系(起源上的联系)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程序的总和。可以举出两种历史比较法:类型比较的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比较法本身。前者探求在起源上没有联系的客体的共同点;后者把现象之间的共同点看作它们有共同起源的证据,而把它们之间的差异看作它们有不同起源的标志。一系列科学的形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形成,都与历史比较法有联系。 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苏联史学家认为比较史学的内容和重点是确定共同点。因为只有认识事物的共同特征,才能揭示不同点。他们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比较研究的应用。如马克思对原始公社的比较研究,恩格斯对国家产生形式的比较研究,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等等。不少史学家强调指出,史学比较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释了社会生活,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事物的比较不能放在偶然的现象上,而要放在实质性的最典型的特征上。只有这样,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才能成为揭示现象的本质及其多方面联系的一种方法。有些学者还以美国哈佛大学斯科克波尔把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进行比较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历史比较方法已陷入危机。因为这些资产阶级向者基本上把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引向记述被比较的现象,从中寻求异同,即实际上引学经验主义和罗列事实,这种比较方法是以唯心主义社会哲理理论为基础的。 苏联学者提出,历史比较研究是一种“间接实验法”,其实质是有目的地、人为地造成相应的条件,以保证事物在“纯粹”的形态下加以研究,从而可能认识其规律性。历史科学的特点要求追溯既往,但历史学家不能象物理学家运用考察自然现象和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能够挑选表现得最充分和最准确的材料进行研究,把这一材料与其他材料进行比较,把所研究的事物放在“净化”的形态中,纳入能够阐明历史活动的逻辑体系之中,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自然科学“实验方法”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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