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年鉴派模式重视历史的解释和理论，主张历史多元主义。年鉴派认为历史编纂学的最大任务不是叙述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解决难题。费弗尔说：“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⑩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是一种历史理论。所以布罗德尔把“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这个成语作为他自己的座右铭。在他们看来，历史，象其他科学一样，是合理的解释。布洛克说：“认为过去本身就成为科学的对象，这是可笑的观念”。（11）年鉴派的历史解释是多元论的。当代的系统论和其他综合科学都是多元论的，即系统中的各种因素表现为相互作用，所以布罗德尔说：“我们不能再相信用这种或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来解释历史。没有单线的历史。没有一个事物占有排他性的主导地位：不论是种族间的斗争（其冲突与和解被设想为形成人类的整个过去）；或是强大的经济节奏（即进步或毁灭的创造者）；或是长久的社会紧张：或是充沛的精神主义（兰克把它看成是个人的和历史整体的升华）；或是工艺学的统治，或是人口的增长（对于共同体的生活具有最后效果的植物性的增长）都不是主导因素”。（12）
    第四，总的说来，年鉴派的综合历史的模式扩大了历史的领域，无论是在主题方面或在史料搜集范围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传统史学。后者一向以重大的政治、外交、战争等事件以及帝王将相、主教和革命活动家作为历史的主体，那么，与这些人物和事件有关的、稀世的档案和其他公家或私人的各种文献材料便成为最珍贵的史料。年鉴派奠基人布洛克主张用社会学的方法，坚决地跳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杰出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地抓住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群众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新史学特别注意研究广大群众的非事件的历史，即他们日常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劳动和精神活动，如婚姻、死亡、怀孕、疾病、爱情、迷信、信仰、等等。这样一来，被尘封的教区登记簿、税收清册、医院档案、膳食谱、普通家庭的遗嘱等等，凡是与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有关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史料。把这些资料通过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加以处理，就可得出精确的统计。历史学如果能根据大量史料并且能够数量化，它就能成为一门较精密的科学。
    以上，我们参照兰克式的实证主义模式，概述了年鉴派的历史综合模式的几个特点。这个新的模式可以代表本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趋势，因为今天西方史学的一些新潮流，如跨学科史学、计量史学、深层史学、“社会科学的史学”以及结构主义的、系统论的史学研究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年鉴派模式有联系。
    从传统史学模式向新史学模式转变的原因
    为什么十九世纪的传统史学模式被本世纪的新史学模式所代替呢？
    首先，可以从西方世界历史本身的变化得到说明。从第一种模式向第二种模式的过渡时期（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正是西方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并且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危机。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第一次大战刚结束时，就发出了“西方国家的没落”的悲叹。法国历史家P－H。西蒙感慨地说，在1914年的炮声中，对现实所抱的信心和对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毁灭了。兰克在青年时代，在资本主义鼎盛时期，乐观地肯定的“坚固的历史基础”动摇了：兰克史学的基本信念--事实至上主义、客观主义和历史发展观念--受到了怀疑。过渡时期的史学批判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否定，正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神经衰弱症的表现。伟大诗人歌德说得好：“当时代衰微时，一切趋势都是主观的”。
    从另一方面看，世界的动荡与灾难以及人类的整个命运是现实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狄尔泰早说过，人只能在历史中认识自己。于是历史家们不能再为过去而研究过去，要为现在而研究过去；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躲在“博学”、“批判”（考证）和“专题研究”的微观世界中发思古之幽情，要宏观地探讨整个社会及其历史的问题。年鉴派应运而生，主张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
    第二次大战后，历史本身发生了更急剧的空前的巨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民族民主运动汹涌澎湃，殖民帝国开始崩溃，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瓦解。历史本身证明了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的正确性。在另一方面，第二次大战中，作为西方文明的最高价值的民主主义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战后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超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这意味着西方的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革命”。（13）所以在第二次大战后，象汤因经那样研究全人类文明的历史哲学家就不象斯宾格勒那样悲观了：他一方面感到西方文明“在考验中”；一方面又相信这个文明在“挑战面前”可以取得“应战的胜利”。年鉴派也出来应战了。布罗德尔在六十年代也说：“在今天，历史面临着难以对付的、挑战性的职责。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是她的时代的宁馨儿’”。（14）年鉴派宣扬历史的综合主义，这综合也包括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它带有折衷主义的性质。历史现实迫使他们不能不肯定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只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传统下，部分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费弗尔说：“任何一个历史家，即使从来没读过一句马克思著作……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理解事实与例证。马克思表述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藏的一部分”。（15）布罗德尔说：“在重视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我相信我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牢靠的成就。”（16）但是，年鉴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譬如说，在历史解释方面，年鉴派的第一代重视社会心理的动机（即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集体意识”学说）远远超过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第三代的拉杜里明白地说道：“我们必须探索整体历史的动力，这种探索首先在经济中，在社会关系中，在更深的层次上则在生物现象中，而比在阶级斗争中要好得多”。（17）
    其次，年鉴派模式的出现符合当代整个科学发展的方向。上一世纪科学主要向分化发展，在本世纪，整体主义（Holism）或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年鉴派使历史科学向整体化前进，提出了“整体历史”和“历史综合”的口号，并把本世纪新兴的科学（如社会人类学、计量经济学、历史人口学、社会心理学、与电子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某些数学的分支、甚至气象学等等）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大全”或“整体”。年鉴派是它的时代的产物，所以它成为取代旧的历史模式的史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