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该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关于“自我”是如何被边缘化的故事的话，那么 它的第二部分的4篇论文处理的就是“自我”遗留下来的历史文本。其实，这里所指的 文本（Text）的含义应该被展开来理解：它不仅仅局限于书面的材料，而是早期北美居民 在进行“自我”探索的时候所留下来的一切历史记忆与历史痕迹，所以它可以是时人的 日记与诗歌题句，也可以是日记本上或者诗歌草稿上的几幅涂鸦、速写、删改掉的文字 、涂抹过的痕迹，还可以是遗嘱、出生记录、墓碑上的铭文，甚至可以仅仅只是家具上 的简单的名字首字母的缩写。所以，这一部分的特点是4位作者通过对历史上的蛛丝马 迹的挖掘来探索“自我”是如何在对他者（或她者）的排斥与倾轧的过程中得以建构起来 的，因此这一部分理论色彩比第一部分要浓郁了很多，虽然其中也不乏精彩的历史叙述 与分析。
    以色列女学者米切尔·索贝尔（Mechal Sobel）首先奠定了广义上的文本的重要性的理 论。在探讨美国革命时期的黑人与白人“自我”建构这个问题上，索贝尔认为不但女性 的角色是被社会网络连结的，男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其实也是一样相互依赖的。所以， 划分各自在社会这幅地图上的疆域是非常必要的，其实现的手段就是写作与记录，比如 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日记这一形式。在自我叙述的写作过程中，一部分“自我”被抛弃出 去，构成了“自我”的对立面，即“反我”的部分。而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女性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白人精英分子在革命时期为了建构自我形象而被剔除出 去和加以抛弃的部分。这样一来，一个彬彬有礼的、崇尚高尚品德的和轻视追逐名利的 “绅士”形象就被建立了起来，哪怕这样建构起来的“自我”其实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状 态下的那个真实的“自我”互相抵牾的。
    莱斯·伊撒卡（Rhys lsaac）紧随其后，在杰克·P.格林（Jack P Greene）所编辑的兰登 ·卡特上校（Colonel Landon Carter）的日记的基础之上做了实证性研究。莱斯·伊撒 卡认为，写作、阅读和把个人记录在日记里面是彼此交织的，所以日记就是一种用来建 构自我的新的叙述方式，即“自我之书”，这与18世纪以降用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 口吻的小说的大量兴起是密不可分的。[2]（p234-244）兰顿·卡特上校在日记中所记录 下来的那个“我”其实并非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我”，这个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人格分 裂与自我重塑其实反映了革命前夕扭曲的家长制状况。
    美国早期妇女史的另一名杰出的女历史学家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考察的是一名叫 汉娜·巴纳德（Hannah Barnard）的妇女刻在橱柜上的名字，她就通过这简单的两个名字 首字母的缩写钩沉了女性关于财产观念中的“自我”意识问题。可以说，乌尔里奇的这 种以物品为问题中心（object-centered）的研究方法是相当具有新意的。她提出的问题 是：为什么在一个严格的父权制统治下的等级社会里面，妇女竟然敢将自己的名字刻在 一件家具上面，那么发生财产转移和继承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又能反映 当时女性的什么意识呢？
    通过研究，她发现，原来那个时候财产的继承是沿着父系和母系两条脉络走的：地产 等等划归“真实的财产”（Real Property）这样的概念之下，而橱柜等等则属于“可转 移的财产”（Movables），因此男性财产继承权的观念和女性财产继承权的观念是不一样 的。这种以物品为中心的调查就可以发现在父系财产转移的契约之外还潜藏着一条母系 财产转移的脉络。这条脉络就是母亲通过将自己的名字（或名字缩写）刻在物品上而传给 自己的女儿。这样一来，她的女儿、孙女、曾孙女、重孙女一直到更遥远的后代都可以 通过将母亲的姓名累加到自己的姓名中间从而保持财产转移的完整性，并且保留下来一 个完整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历史痕迹。这种对女性“自我”意识的保存才是乌尔里 奇所要探讨的汉娜·巴纳德的橱柜的意义所在。
    讲完了关于“自我”的故事，挖掘尽了关于“自我”的历史痕迹之后，论文集的第三 部分展现的是历史学家对“自我”定义的反思。这一部分又被邓宁称为“反思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Reflections）[1]（p344），这是因为邓宁认为如何定义“自我”这个 问题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反思的话题。这一部分里论文的选题多与心理学有交叉，如疼 痛的经历、体罚、虐待儿童和流浪的经历对人格及自我的塑造作用。
    其中比较精彩的论文讲述的是一名黑人水手在海上各地流浪漂泊而获得的多重身份， 以及他自己对这些多重身份的理解。只不过这一篇文章似乎与第一个印第安人的故事有 点类似，不知将它划在第一部分“关于自我的历史”中又有何不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