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还是大历史与小历史之争的问题。这一点曾经引起过美国史学家的担忧和警惕 ，但是从这部论文集的反应来看，好像并没有出现有人借机嗟叹“琐碎化”进一步深入 之类的言辞和现象。在笔者看来，小历史的兴起和由此对大历史的冲击可以说是一种趋 势。有学者是这样评论的：“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雅到俗的时期 。就西方而言，有罗蒂的从大哲学到小哲学之说；有哈贝马斯的从大写真理到小写真理 之说；有福科的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之说；有洛奇的从大世界到小世界之说；有利奥 塔德的从大叙事到小叙事之说；有新历史主义的从大历史到小历史之说……”[7]（p2）
    但是到目前为止，小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南开大学历史学李剑鸣 教授曾经指出这种“琐碎化”的史学的缺陷在于失去了史学研究的整体联系，因而无法 展示一般的历史趋势。[8]（p32）可是，如果我们将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进行品味，我们 发现的其实也是大历史的缺陷之所在，那就是大历史是牺牲了无数丰富的个人经历与历 史的可能性为代价而写就的。但是，这种“一般的历史趋势”在抹去了这些丰富的经历 之后能否仍然站得住脚呢？这又似乎只能通过一些小历史的论证来检验，结果是其立论 要么被加强，要么被削弱。
    比如，李剑鸣教授在把握英国战胜荷兰以后接管荷兰在北美殖民地这一段历史进程的 时候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荷兰的殖民地被征服，但荷裔居民并非被征服者，而是享有 同等权利和保护的自由居民。连荷兰人的前总督斯图维森也留在纽约，在英国人治下安 度余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先例，意味着英属殖民地有很强的开放性，可以接纳和包容外 国的移民，甚至被征服者。”[9]（p137-138）这样的评价单独看起来是相当中肯的，可 是如果将它与《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论文集中的《公证人之死：语言、个人身份认同 以及纽约殖民地的被征服》一文相参证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些大历史的缺陷所 在。这个公证人自缢的故事正是在新阿姆斯特丹改旗易帜成为英属殖民地的背景下展开 的，这时英国的文化--在这里指的是英语，英国的法庭制度、文书写作和公证制度- -正严酷地冲击着荷兰残存的语言和法律制度。我们的主人公只是一名小公证员，他在 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毫无还手之力。他也曾经努力试图采用英文和英国的格式来撰写公证 文书，可却还是失败了。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又丧失了文化认同，主人公也沦为了“边 缘状态”的人，最后这名小公证员只好上吊自杀了。
    在这两种对历史的不同书写面前，历史学家应该孰去孰从呢？大历史可以把握事物的整 体联系，小历史却体现了丰富的个人经历。我们不如来比较一下以下两种叙述方式的差 别。第一种是：“某年某月某日，一名奴隶被他的主人鞭打了一顿，这反映了万恶的奴 隶制。”第二种是：“某年某月某日，一名奴隶在受过主人的鞭打之后，躲在他黑暗闷 热潮湿的小屋里啜泣，由于疼痛的折磨而辗转反侧，呻吟了一个晚上。”这两种叙述方 式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小历史往往能够揭示大历史在对细节粗枝大 叶的删除之后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李剑鸣教授所指的小历史缺乏事物内在整体联系 这一点，笔者认为，其实并不能构成小历史永恒的内在本质的缺陷。因为我们从《透过 一块晦暗的玻璃》这部论文集的这些小历史的背后，其实是可以看出一些时代的背景和 大趋势的，小历史的这个缺点其实是可以加以注意和改善的。
    所以，单纯的大历史和小历史之争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关键是要看哪种写作手法可以 更多更好地来发现和解决问题。中国的历史学者受古代史学宣扬“大一统”政治观念的 传统影响较深，所以更加在意要坚持大历史这一点。可是，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铁板一块 的僵硬的历史观。在中国史学本身“琐碎化”程度不够深入的前提下，过分地批评美国 史学的这一趋势是不太恰当的。更何况，在对《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进行评价的时候 ，美国学者似乎并没有对这种小历史的写作像以前那样深感不安，因为这部论文集的确 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其次，李剑鸣教授认为小历史所带来的“碎化”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对于一般的 读者，由于缺少‘讲述故事’（storytelling）式的综合性叙事，使之完全失去阅读历史 的兴趣，从而使历史著述沦为‘专家之间的对话’”，其特点是“内容枯燥、文字死板 、了无生气、面目可憎”[8]（p29.33）。可是，《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似乎提醒我们 ：现在就给小历史盖棺定论似乎还有点为时过早，它第一部分的5个故事都是相当引人 入胜的，预示着今后小历史发展的巨大潜力。因此，笔者认为，《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 》对小历史的发展方向其实具有指导性意义。
    此外，从美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这5个故事的本质基本上都属于人物传记，这 与近年来小人物的传记成为历史著述的对象并且获得巨大成功这一趋势有关，如耶鲁大 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对胡氏的研究（Question of Hu），约翰·迪莫 斯（John Demos）对厄尼司·威廉姆（Eunice William）的研究，莱斯·伊撒卡对兰顿·卡 特上校的研究，肯尼司·洛克利奇（Kenneth Lockridge）对威廉姆·伯德二世（WilliamByrdⅡ）的研究，还有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对玛萨·巴拉德（Marthe Ballard）的研 究等等。有历史学家干脆这样评论道：历史学家与传记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