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同仁历史学家对这本论文集又有什么样的反响和评论呢？从影响上看 ，这本书并没有产生像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那样轰动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影 响仍然有待日后的扩散。但这也可能和这本书只是一本论文集而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这一 客观事实有关。其他学者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挖掘这本论文集的闪光之处的。
    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女教授杰尔·利波（Jill Lepore）认为，这部论文集之所以如此之重 要，就是因为它选题的切入点是邓宁所概括出来的自我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非常 真实贴切地表达了早期北美居民长期所处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状态和心路历程。他们的边 缘地位，他们扮演的边缘的社会角色都构成了流动着的“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 [3]
    米勒·杰克逊（Millie Jackson）对论文集中所表现出来的从文本研究转移到物质文化 研究这一过程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乌尔里奇钩沉汉娜·巴纳德的橱柜上名字首字母缩写 的研究。[4]但是米勒·杰克逊似乎忽略了同样是物质文化研究，乌尔里奇的研究成果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什么微妙的差异。乌尔里奇自己认为，在以前的那些学术成果 当中，学者们主要是把目光集中在某个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物质文化是如何扩散和波 及到其他地区或其他社会集团里面去的，比如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的名作之一《美国的精雕细刻》（Refinement of America）所研究的也 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扩散的过程。而作为妇女史学家的乌尔里奇认为自己的这种以 物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着眼点却是，社会史中日常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关系和 性别关系。因此两者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同小异，可是各自的立意却是泾渭分明。
    这部论文集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其交叉学科方面的综合运用。其实到目前为止，历 史研究领域交叉学科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少数，其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历史学与 自然学科（如统计学）等方面的联合。这引起了另一批强调传统人文精神的历史学家们的 担心。但是，问题在于：人文学科自身领域内的交叉学科研究是否有潜力可以挖掘呢？ 人们仍然期待着通过一些突出的学术成果能够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部美国早期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论文集就体现了这一呼声。它在叙述手法上吸收了文 学创作的研究成果，在物质文化研究中借鉴了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在人物分析和 挖掘上又体现了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家之长。这些相关学科的成果的综合运用使 得这部史学论文集增添了更丰富的人文内涵，也为历史研究领域应该如何在保持人文情 怀的前提下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和集中的例子。[5]
    但与此同时，也有历史学家对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异议。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 玛丽·库别克·卡顿（Mary Kupiec Cayton）首先质疑邓宁以及其他几位历史学家在推论 早期北美居民的“自我”建构时那种全知全能式的语气。可是，这些历史学家们对他们 自己的“自我”的把握能力又有多强呢？其次，玛丽压根儿就不买邓宁提出的“人格”（ Identity）这个人类学术语的账，即使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格”，可是历史学家是否 有能力对它进行处理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历史学家自身的位置又应该摆在哪里呢？最 后，玛丽尖刻地讥讽这些论文对“自我”所唱的高调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老调重弹而已 ：比方说人格由社会所塑造啦，其力量最明显不外乎来自种族关系和性别关系啦，由于 权力的分配而使一些人成为上层、一些人则不幸地沦为下层等等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 [6]
    玛丽的评论其实是比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这部论文集的缺陷 的，即理论色彩过于浓郁，但其实有时候新意又乏善可陈，只好借邓宁来过过场子，耍 一些玄之又玄的名词把戏。这也可能跟邓宁本人的人类学理论研究取向有着莫大的关系 。
    但是，笔者认为，美誉也罢，讥讽也罢，上述几位历史学家对这部论文集的评论还是 遗漏了几点。而指出这几点也许能够加强中国美国史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左派 史学和后现代史学之后的美国史学新势趋的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