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先，陶器 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 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分工”的 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改与补充 ：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工，从根本 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起源，从原始的 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如果说整个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 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 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 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提--新石 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万年至八 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 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 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 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 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 ，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 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 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 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与自然 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 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代 发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 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 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与 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 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 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
    关于文明要素有哪些的问题，摩尔根的回答看来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 ”与“诸多要素”。应当声明的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样明确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 但从《古代社会》全书看来，却蕴涵着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趋向于从宏观世界历史高度，谈到野蛮时代文 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 --冶铁术。后来他还说：“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
    而第三章《人类发展速度的比例》，则接近于用追溯法，列举了野蛮时代三个阶段上 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文明起源过程中的10个要素- -中级阶段的20个要素--高级阶段的近20个要素。[2]（P28，274，32，31）后来马克 思晚年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时，基本肯定了“文明要素”这个提法。在《 古代社会》一书第二编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推进文明起源 的新要素：“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 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 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2]（P218）。马克思在摘要中 用自己的话概括了这段论述，并倾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这个提法：“私有制是新的 要素，经过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在氏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尝试以后，这种要素逐渐改造希 腊的制度并为上述变化（即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作好了准备。”[3]（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