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党内部来看，由于其组织结构上的一些特征，导致了它日后的分裂。自由党的 地方组织是很有特色的。各地的自由党地方协会是很不一致的，每个地方的自由党人都 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爱好组织起来的，而且所有的政治团体都是自发性质的。尽管1877年 自由党全国总会在伯明翰建立起来了，而且成了自由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自由 党的地方组织仍然是很松散的，自由党中央并不能完全控制地方组织，地方组织的自主 性很大，而且常常对抗中央的决定，这在以后的选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此外，由于自 由党从成立起就一直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派人士对自由 党的忠诚。一旦其内部发生分裂，某些派别的忠诚也不复存在。
    19世纪60年代爱尔兰芬尼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爱尔兰问题的重视。自由党人格拉 斯顿在1868年11月大选前发表了赞成爱尔兰政教分离的演说，并提出了剥夺爱尔兰教会 经费的问题。他的主张引起了某些议会自由党领导及辉格地主的不安。几个有影响的辉 格家族拒绝在选举中起积极的作用，甚至鼓励他们的佃农投保守党的票以便给自由党一 个教训（注：克里斯·库克：《自由党简史1900-1976》，第3页。）。到1884年政府提出 第三次议会改革法时，大多数的辉格赞助人已经动摇了他们对党的忠诚。此外，爱尔兰 问题还几乎使所有的辉格贵族也都跟着他们离开了自由党（注：罗伊·道格拉斯：《自 由党史1895-1970》（Roy Douglas,The History of the Liberal Party 1895-1970）， 伦敦1971年版，第4页。）。自由党因而也失去了形成自由主义联盟的一个关键因素-- 即旧的辉格贵族们的领导及财政帮助。
    在19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问题上，自由党内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而这次分裂对自由 党来说是致命的。1886年格拉斯顿政府提出了爱尔兰自治法案，而自由党内以约瑟夫· 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为首的反对派反对格拉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后来他们 退出了自由党。所以，爱尔兰问题是以牺牲约瑟夫·张伯伦及其追随者为代价的。约瑟 夫·张伯伦及其追随者的退出使自由党失去了改革的活力，从而也失去了非国教徒的支 持。从这次分裂后，自由党在英国政治中的长期优势即开始丧失，自由党长期一蹶不振 ，以至在1886-1905年期间，除去1892-1895年这短短的几年外，保守党连续执政几乎达 20年。19世纪90年代时，自由党内的分歧又由于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不一致而加剧了，这 种分歧严重地折磨着1892-1895年的自由党政府。1894年格拉斯顿辞职时，自由党内又 由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影响了整个党，使自由党在这次事件之后几乎停滞不前。而在这 段时间里，保守党却在约瑟夫·张伯伦的煽动下接受了许多自由党的原则。在1895年的 灾难性的大选后，保守党人又开始上台执政，而自由党却摇摇欲坠。此外，自由党在19 世纪90年代开展的节约运动疏远了许多工人阶级选民。同时，由非国教徒提出的许多要 求，特别是他们对教会学校的攻击又引起了自由党内的国教徒的不满。结果正像韦伯夫 妇（Sidney & Beatrice Webb）所指出的那样，90年代末自由党似乎已经衰落，而且缺乏 力量（注：K.O.摩根：《劳合·乔治时代--自由党和英国政治1890-1929》（K.O.Morgan,The Age of Lioyd George-the Liberal Party and British Politics 1890-1 929），伦敦1975年版，第27页。）。当时自由党内部也有人感到自由党衰落了，例如， 克赖顿主教在1898年写的一封信里谈到了自由党的衰落，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由党没 有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使它受到了伤害（注：H.樊佛：《英国自由党和历史概览 》（H.Fyfe,The British Liberal Party and Historical Sketch），伦敦1928年版，第 148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由党自1886年以后就开始衰落了，它的完全衰落只不过是一个 时间问题罢了。但是，自由党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后半期又复兴了，它在1906年的 大选中获得了下院的绝对多数席位而上台执政。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 ，20世纪初自由党的复兴是由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偶然因素，自由党恐 怕就不会复兴，而是走向完全的衰落。20世纪头10年是自由党回光返照的年头，正像有 的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要不是劳合·乔治（Lioyd George），自由主义恐怕早就结束了（ 注：H.樊佛：《英国自由党和历史概览》，第177页。）。
    2.20世纪初自由党的回光返照也不能使自由党摆脱衰落的命运
    20世纪初的英国政治形势对于自由党的复兴乃至它1906年的上台执政是特别有利的。 对自由党复兴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爱尔兰人的选票。爱尔兰人认为只有自由党才能给予 他们自治法，因此他们积极支持自由党人。第二个有利条件是自由党又得到了非国教徒 中的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保守党政府1902年的教育法强迫非国教徒交纳地方税来补助 国教会学校，引起了非国教徒的不满，于是，许多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离开自由党 的非国教徒现在又开始支持自由党，他们给自由党的竞选提供经费，并参加地方选举（ 注：保罗·汤普逊：《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和劳工：伦敦的斗争1885-1914》（Paul Thompson,Socialists,Liberals and Labour:the Struggle for London 1885-1914）， 伦敦1967年版，第168页。），这极大地帮助了自由党选举机构的重建。第三个有利因素 是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关税改革的要求保证了自由党的复兴。关税改革运动分裂了保 守党，但各派自由党人却在保护“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团结起来，关税改革者估计当时 是经济萧条和工业停滞的年头，所以他们就掀起了关税改革的运动，但事实证明他们的 估计是错误的，1904-1906年是英国的繁荣年头。第四个有利因素是工人选票。自由党 利用它同劳工代表委员会达成的选举协议，赢得了工人对它的支持，确保了自由党在即 将来临的大选中的胜利。
    自由党虽然在1906年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当时有些评论家、特别是新的工党（ 1906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改名为工党）的评论家已经把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的压倒优势的 胜利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假象，而且认为自由党肯定是要衰亡的（注：K.O.摩根：《劳 合·乔治时代--自由党和英国政治1890-1929》，第30页。）。自由党的力量在1906年 达到了顶点，但实际上，保守党和自由党所获得的选票相差并不大。这证明了自由党人 约翰·莫利（John Morley）所说的话--“尽管有1900年以来发生的每件事，英国仍是 一个保守党的国家”（注：R.R.詹姆士：《英国革命：英国政治1880-1939》（R.R.James ,The British Revolution:British Politics 1880-1939），伦敦1978年版，第229页。 ）--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