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同志主张建立史学学，或史论学。宁可认为，历史科学理论，也可称史学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从具体历史研究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又对具体历史研究起着指导作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王也扬认为， 史学学作为历史学中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研究的是历史学本身。它包括理论和应用两个部分。前者任务是研究历史科学认识的基本理论，后者包括历史学的编写及其技术、工艺等（《“史学概论”和“史学学”》，《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7日）。沃兴华主张，史学学的任务，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对史学研究本身的探讨，揭示史学研究中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一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基本经验。凡是有关解决史学研究中主体和客体这对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矛盾的方法问题，都在史学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它大致可分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知识三个部分（《论史学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刘蜀永建议在历史编纂学之外，专门设立史论学，以对历史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建立史论学的必要性及初步设想》，《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另一种意见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研究和史学本身的理论探索。刘大年认为，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历史学家有两个任务：一要准确地知道何时发生了何样的事情，二要表示对那些事件的“价值观念”，后者便是史学理论研究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历史学本身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论历史学理论的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陈高华、李祖德也认为，史学理论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发展内在联系亦即规律的认识，二是对历史学内在规律性的探讨（《加强史学理论、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光明日报》1985年2月6日）。王晴佳主张建立一种对历史进行哲学反思的历史哲学。历史包括客观历史自身和历史学。历史哲学就是对这两种历史的反思。对前者即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表达为历史观。对后者即历史学的认识，表达为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和历史学两者的关系。历史认识论就是历史和史学两者关系的哲学表达，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
    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史学理论的内容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具体看法也不一致。吴廷嘉认为，历史观、历史学、史学方法统属于历史科学的理论内容。历史观指人们对历史总体运动及其客观发展规律认识的的哲学概括，是历史学的根本指导原则和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历史学是人们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功能、社会作用和具体内容的理论原则的总结概括，任务是解决人们从事史学研究时主体应持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史学方法是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方式、渠道和途径。三者的关系，一方面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又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特点和发展规律，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互相取代（《史学理论的层次构架与总体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1期）。李振宏则提出， 历史科学理论的三部分内容是：第一，对历史科学本身的理论论证，弄清本学科的一些基本特征，明确学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第二，对历史科学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解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史学研究实践中一系列理论方法论问题；第三，史料工作的理论研究，指导学科的资料建设。三者的统一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文史哲》1986年第4期）。
    有关史学理论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亟待通过讨论会的形式或在报刊上公开讨论的形式获得解决，这对于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以及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队伍，将是必要的。
    三史学和现实的关系仍为史学界所关注我国史学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深刻变革的现实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解放后，我们在这方面有过许多教训。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引起史学界重视。1984年以来，《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社会科学研究》等单位，均举办过有关史学与现实关系的专题座谈。史学界的一些学术讨论会也曾就此进行过热烈讨论。一些同志撰文对此进行了新的探索。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弄准确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从而既能使史学自觉地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又能清醒地使史学自身得到发展。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弄清。一个方面是史学为之服务的“现实”的内涵。如果说，早几年还有同志坚持历史科学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那么，近些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大体趋于一致了。历史学为之服务的现实，应该包括无产阶级政治，但又不仅限于此。从对象上看，史学应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从内容实质上看，史学应为社会主义服务。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史学发挥的历史借鉴作用。田昌五认为，“借鉴”之说，弊端甚多，应当放弃，而代之以“研究中国国情为现实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尹湘豪认为，借鉴说是历史研究的两大任务之一，不能放弃（《评“借鉴”说应当放弃说》，《光明日报》1985年4月17日）。戚立煌则认为，分歧的焦点不在借鉴说之该取该舍，而在于对“古为今用”的正确理解。无论历史规律的概括，或历史经验的借鉴，目的都在于对全民族进行普遍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也谈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光明日报》1985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