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近些年史学方法研究的另一特色是新。这种“新”的特色也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史学方法状况相比较而言的。其具体表现是：第一，介绍和探讨了许多过去史学界没有运用过的新的研究方法，如上面提到的系统方法、数量方法、模糊方法等。第二，给原先已有的研究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手段，从而使得若干传统方法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如霍俊江的《灰色系统方法与考证》，试图将古老的历史考据法与现代系统方法结合起来，为电子计算机进入史学领域，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整理、贮存、分析、考证史料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求索》1986年第4期）。 还有的同志运用教学统计方法，对历史领域的经济、政治史料作量与质的辩证统一的分析研究。孔立则试图将系统方法与阶级分析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明历史这一基本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再如历史比较方法，原是一种古老的方法，过去史学界实际上也采用过。但近年来不少同志吸取新的研究成果，对历史比较法的内涵、类型、条件、步骤等作了新的探索，以致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认识更深刻，用起来也更自觉了。
    3.近些年史学方法，尤其是新方法研究的一个特色，是仍处于探索和起始阶段，尚待深入。其具体表现，第一，除少数论著经过熟虑深思、论述充分外，相当多的论述新方法的文章仍较粗浅，有的甚至予人以生搬硬套之感。第二，除若干传统方法早已见诸实践，许多新方法还没有在成功的史学实践中显示其优越之处。对此，胡如雷提出，为了证明新方法的有效，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成绩。其一，解决运用传统的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发挥新方法威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其二，假如运用新方法同运用传统方法能解决相同的或同一水平的问题，但新方法使用起来简便，那也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其三，运用新方法和运用传统方法虽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使用新方法所得的结论更加准确，那也证明新方法有实用价值（《历史研究法刍议》，《河北学刊》1986年第4期）。简言之， 史学方法研究的深入，必须主要在史学实践中得到体现。
    4.近些年史学方法问题研究还有一个特色，即从总体上阐述史学方法体系的史学方法论已被提出，正在探讨。
    吴延嘉认为，史学方法论学科的具体内容可分四个方面：一是史学方法论学科研究对象、特点和作用，弄清它在史学理论中的层次与地位，同历史观、历史学的联系与区别；二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三是从当代自然科学中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四是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建设史学方法论学科》，《文汇报》1986年7月8日）。
    肖剑认为，史学方法论是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学如何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一般形式的理论和概括。它要回答历史学如何去认识历史规律的问题，进而企图揭示历史学的一般的逻辑形式和结构（《试论史学方法论在史学理论中的地位及其自身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赵轶峰认为，史学方法论应是一门开放型的关于历史研究认识规律和工作方法的专门理论。其基本对象有：①历史哲学；②历史研究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理论；③历史研究工作方法理论；④史学发展宏观控制方法理论，包括人才学、史学情报信息方法、科研群体人才结构配置、史学评论、史学流派形成机制和作用等问题的规律性研究（《关于史学方法论对象及其结构关系的探索》，《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当我们从已经发表的观点来推断未来一段时间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以下几种意见是颇具代表性的：
    一种意见说，正象我们赞美玫瑰花的千姿百态，因而不应将人们的精神思维方式同一化一样，我们也毋须将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统一起来（王晴佳：《历史的精神，精神的历史》，《读书》1986年第6期）。这就是说， 应该让史学方法研究任其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无须建立统一的史学方法论。
    一种意见说，就文明史的研究而言，它的研究对象的特点规定了阶级分析方法乃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基本的科学方法。
    一种意见说，两千年来，尤其是近300年来，自然科学方法已经形成一套科学方法体系。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则尚未形成切实有效的方法。因此，应当以系统论控制论等横断学科为中介，将自然科学方法系统地引进社会历史领域，以建立统一的科学方法（金观涛：《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一种意见说，我们应当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多样化而又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学应当从自然科学的影响中彻底摆脱出来，向着人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从这样的角度建设史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
    显然，以上几种看法及其发展，将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几种发展趋势。我的推断是，建立唯物史观指导的多样化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将会成为其中的主流趋势。还应看到，方法毕竟只能帮助目的和任务的实现，而不能解决目的和任务本身。从整个历史科学的发展看，伴随着或者在“方法热”之后，史学理论研究的面应当拓宽，尤其是其中的历史认识论，1986年已经发表过刘泽华、张国刚的《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5期）等论作， 今后将会更受我国史学理论界的重视，获得较为深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