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的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本年度国内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由世界历史所主持、历时10年完成的《世界历史》（39卷本）于2011-2012年相继问世，[1] 该套书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8卷组成，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世界历史主要领域的发展进程，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其中包括多部古代中世纪史专业的著作。刘欣如著《古代世界的物质文明》以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具有开拓性、革命性影响的物质文化及相关物质文化为线索，探讨生产工具的改进、农牧业的发展、科技进步等物质文明的成就对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造成的冲击。徐建新等著《古代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史上国家起源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各个典型地区国家起源及发展道路的深入探讨，揭示了世界各地国家起源及其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侯建新等著《中古政治制度》比较分析了西欧中世纪和中国中古政治制度，找寻它们之间各自的发展特征和差异，考察它们对民众生活和经济社会运动的影响。刘健等著《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在概述古代民族形成和宗教起源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叙述了古代西亚、北非、南亚、希腊、罗马等地区民族从游牧到定居的发展过程及发展阶段，研究了民族扩张、融合、冲突与宗教的关系，揭示了宗教从自然崇拜到普世宗教的发展历程。郭方等著《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和民族》系统考察中古时期基督教与民族的关系，对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各民族的关系，民族大迁徙时代基督教会与各民族关系的变迁，罗马教会势力的鼎盛与“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发展，宗教改革与罗马教会改革及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林梅村著《中亚民族与宗教》对中古时期错综复杂的中亚民族与宗教关系问题，包括匈奴人与蒙古草原民族之萨满教、贵霜帝国及其宗教、粟特人与袄教、景教在西域的传播、回鹘汗国与摩尼教、喀嗽汗王朝与伊斯兰教东扩等，作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易建平等著《战争与古代社会》系统地考察了战争在古代政治文明起源与演变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了战争对国家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赵文洪等著《古代西方关于人的观念》探讨古代中国、欧洲思想观念对学术和艺术的影响、重要的学术和艺术成就、学术和艺术发展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从观念形态角度考察了人在同自然和同人的关系中的地位的历史演变情况。宋岘主编《古代东方思想文化》对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伊朗、古代中亚及古代朝鲜与日本等地区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叙述。纪宗安等著《十六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考察中国春秋时期起至16世纪中叶间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内容涉及汉唐时代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儒家文化的传播及影响、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及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等。
    另外，本年度有多部研究世界文明史的著作出版，吴宇虹等著《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于殿利著《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周启迪著《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厉以宁著《古希腊经济史》、陈志强著《拜占庭帝国通史》、王金林著《日本中世史》均是各个领域的质量颇高的专题史、断代史著作，是各位学者多年深入研究的成果，标志着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1. 古代西亚史研究
    2013年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仍然以文献研究为主要内容。中国苏美尔学者、亚述学者和赫梯学者继续深入收集、整理、翻译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发现的各类原始文献，并就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伊拉克德莱海姆（古名普兹瑞什达干）出土的乌尔第三王朝管理文献涉及的内容广泛，本年度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吴宇虹及其研究生继续翻译研究该地出土的文献档案。王光胜、吴宇虹研究乌尔第三王朝重要的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酒宴祭祀牲”，指出酒宴贡牲主要来自苏美尔各城市的总督主祭月用牲，尼普尔总督和王室官员的酒宴贡牲有固定标准，王室以轮值权的名义给予各城在尼普尔的主祭权，表明乌尔第三王朝是城邦联盟国家。[2] 蒋家瑜、吴宇虹研究普兹瑞什达干出土的488块属于阿玛尔辛统治前期王家饲养场主管舒勒吉阿亚牟的文书，重建其在职时期档案，总结他管理的牛羊贡牲收支流程等内容。[3] 吴宇虹和王俊娜研究乌尔第三王朝王太后阿比新提和国王阿马尔辛的身份，指出二者存在改名现象，分别是舒勒吉的王后舒勒吉新提和太子乌尔辛。该遗址出土档案研究已经持续数年，翻译、释读并研究了多种普兹瑞什达干档案，已经开始形成自身特色。[4]
    另外，吴宇虹与研究生们还释读并翻译了古巴比伦时期的外国奴隶买卖契约文献和马瑞宫廷文献，研究古代社会的奴隶和宫廷饮食等问题。[5] 其中，霍文勇、吴宇虹释读了8件古巴比伦时期楔形文字奴隶买卖契约，对时间和地域背景、合同格式和内容、奴隶的来源地、运送方式、背景调查期、身体状况、价格和使用等方面进行解析，并对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时期奴隶制经济模式和有关社会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阐释。[6]
    拱玉书研究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腊塔王》第134-155行中提到“努帝穆德咒”，对于该咒语反映的时代，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展开讨论，指出该段文字描述了两河流域史前文明、乌鲁克时期以及早王朝和阿卡德王国三个发展阶段，反映了史诗完成时期——乌尔第三王朝的特征，具有政治宣传目的。[7] 刘健研究苏美尔王权观念问题，指出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王权萌芽及形成阶段、从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及专制王权加强和完善阶段。在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苏美尔王权的基本特征形成，主要反映在其阶段性、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专制性等方面。[8]
    赫梯学研究同样围绕文献展开。李政深入探讨了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二世年代记所具有的传记特征，指出该文献在客观上具备了传记文学的特征。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小亚半岛其他一些地区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具备了自传事实的特征。文献书写形式也具备了传记作品的风格，对事件的描写有详有略，有的事件记载的不仅详尽，更重要的是叙事情节丰富，引人入胜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9] 此外，李政还探讨了赫梯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指出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通常将赫梯学研究局限在一个双重狭义的层面上。赫梯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既包括公元前2千纪安那托利亚半岛的赫梯人、哈梯人、鲁维人、帕莱人、胡里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它甚至还包括公元前1千纪该地区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吕西亚人乃至卡利亚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叙利亚地区的所谓“新赫梯王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10] 尹蔚婷研究赫梯附属条约、赫梯国王年代记和敕令以及近东国家间的书信等文献，提出以往研究忽略了附属国的独立性问题。赫梯附属国仍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有独立的内政管理和外交交往权力。究其原因，其中有赫梯国王给予附属国部分自主权力的原因，也有附属国突破赫梯国王的限制谋求自身利益的因素，这些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赫梯国家的统治危机。[11]
    在本年度召开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中，古代西亚史研究者还探讨了苏美尔文献翻译原则、苏美尔宗教礼仪制度、前苏联亚述学者贾可诺夫的历史观、赫梯中王国发展特征、赫梯国家流放制度、古代西亚区域整体史研究、古代伊朗国家等问题。上述专题研究成果涵盖西亚古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多个时期，学者们围绕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入探讨，既有针对文献的释读和翻译，也有对于某个问题的总结性研究和探讨。
    专题研究外，中国古代西亚历史研究者也积极参与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目前多数学者正在参与《剑桥古代史》相关章节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2012年出版完成的《世界历史》（多卷本）中，学者们分别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国家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古代两河流域民族起源和宗教形成问题、古代两河流域和赫梯思想文化等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内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问题。另外，本年度西亚历史研究者完成两部介绍古代西亚文明的普及性著作，吴宇虹等著《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试图以通俗的笔法，从考古、文字、历史、文学、经济和法律等几方面，深入浅出讲述两河流域文明的伟大成就，使国内读者对一个不熟悉的古代外国文明有一个感性和理性的基本认识。[12]于殿利著《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文明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专题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勾勒出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发展的轨迹，反映了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基本面貌，揭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全局性特征和本质特征。[13] 上述两部著作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指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不仅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起源的文明，对于古代西亚地区的总体发展和后世文明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特征做出总体评价。更加重要的是，两部著作用大量图片给读者以更加直观的认识，特别是于著所采用的1000多幅图片大多为作者本人亲自在世界各地博物馆拍摄的照片，为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古代埃及史研究
    2013年度，在古埃及史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和论著近20篇部，主要涉及古埃及史料、文物、史学史、宗教、王权和妇女等问题。古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翻译和注释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在掌握原始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史学研究是我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学术对话的前提。马一舟和郭丹彤对古代埃及第二十五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塔努塔蒙所刻写的《梦碑铭文》进行释读和注释，并进行史学研究，指出该铭文真实地记录了公元前663年努比亚王朝、塞易斯王朝和新亚述这三股近东地区最大的政治势力对埃及的争夺，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埃及乃至整个近东历史的首选文献资料之一。[14]王欢考察古埃及文献中的国王形象，认为拉美西斯二世纪念铭文所记载的赫梯国王被法老打败的形象与其他历史文献反映出的实际情况存在矛盾，这是由古埃及人“虔诚伪造”的历史记忆方式造成的。[15]葛会鹏考察了古埃及文献中的努比亚人，发现古埃及存留的王室铭文和教谕文学作品中对埃及南部努比亚人的记载大多为丑化性的描写，称其为“可怜的库什人”。但在埃及官吏留下来的自传性铭文和墓室图画中又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可怜人”其实并不可怜。这种矛盾现象背后隐藏着埃及同努比亚之间交往的真正内涵，其原因在于埃及国王对努比亚地区资源的需求和通过丑化异族来维护王权统治的目的。[16]周启迪多年来一直从事古埃及文物的研究，其著作《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系统形象地阐述和解说古埃及文明的多维色谱。[17] 王海利详细探析了埃及本土的埃及学发展历程，指出本土埃及学的起步始于1869年，1953年以后开始实现独立发展，本土埃及学者努力向西方争夺国际埃及学话语权，但受到宗教和文化认同以及历史原因的影响，本土埃及学发展任重道远。[18] 李模分析古埃及人对奥西里斯的崇拜，认为奥西里斯神话的广泛传播、埃及第一中间期社会的动荡、《亡灵书》的盛行、奥西里斯神与王权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奥西里斯神祭司的非政治化,最终导致了奥西里斯崇拜在古埃及的兴盛。[19] 赵克仁探讨古埃及人的亡灵崇拜，认为其是古埃及自然崇拜发展的结果，蕴含着古埃及社会的大量信息。[20] 张赫名考察埃及古王国时代的神王观念与来世信仰。[21] 郭子林对古埃及塞德节及其与王权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塞德节在法老认为必要的时候举办，以庆祝法老顺利统治一定年限和更新王权为目的，塞德节巧妙地利用节日氛围，使全国人民再次认可了法老的合法统治地位和各种权力，使法老的王权以新的、更强大的面貌继续下去，在王权的实施、维持和强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 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古埃及社会文化史的内容，例如靳玲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古埃及人的义与利，[23]徐海晴从婚约的角度探讨古埃及妇女的婚姻和经济状况。[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