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古代罗马史研究
    本年度国内古代罗马史领域的研究在前一阶段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上稳步推进，同时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特征：对古典拉丁文、古希腊文原文的释读与文献学分析正在逐步成为国内罗马史研究中的重要手段；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引进和应用为罗马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罗马法制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日趋细化和专门化；古罗马艺术史、基督教早期史等之前较为冷门的研究领域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对罗马古代史料和近现代学术成果的翻译、绍介和研究也进入了更高的发展层次。
    本年度内问世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是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通史》。该书前两章系统论述了君士坦丁时代、提奥多西王朝、利奥王朝和查士丁尼时代等罗马帝国后期史中的诸阶段，针对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出现的原因、君士坦丁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君士坦丁堡建城细节、《罗马民法大全》的性质与查士丁尼在位期间的大瘟疫等诸多罗马帝国晚期史中的学术热点问题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阐发了作者本人的独到见解。如作者认为，君士坦丁大帝树立的拉伯兰旗可以起到同时团结基督徒和多神教徒的作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爆发的瘟疫同红海地区的谷物贸易有关。这些观点对国内罗马帝国晚期史的研究具有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50]
    在本年度内发表的罗马史领域学术论文中，对罗马法制史的论述占据了较大比例，取得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徐国栋撰文分析了行省制度的确立、特别是西西里行省的建立对罗马法的深远影响；徐国栋认为，以西西里行省的治理为代表的罗马行省管理制度既是罗马直接治理被征服领土的方式，又包含了很多间接治理的原则；这种管理模式对罗马法的深远影响生动地展示了共和末期罗马与周边地区间频繁而持续的文化互动，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传统、如英国的普通法起到了塑造作用。[51] 他还通过《维斯巴芗谕令权法》和《阿提卡之夜》等文献材料对罗马帝国前期的法律体系进行了重构。[52] 朱少龙对罗马共和时期的非战时复境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指出共和时期的复境权在非战争状态下仍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53] 耿佳宁则对查士丁尼时期的法律史料《学说汇纂》第48卷进行了梳理，并就帝国后期的刑法体系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54]
    近年来，社会文化史已成为国内罗马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并因多种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应用而展示出特有的活力。裔昭印、冯芳撰文讨论了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社会性别角色。作者认为，维斯塔贞女一方面要承担罗马社会中成年男子应当担负的职责，如照看圣火、看管圣物、准备献祭用品、公开参加罗马宗教节日等，并因此而得以享受某些男性独有的权利，如有权宽恕死刑犯、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立遗嘱和指定继承人、在法庭上作证、接受国家给予的财产和贵族私人馈赠，等等；另一方面还要严格遵守罗马传统观念对女性道德、特别是贞节所提出的严格要求，一旦违反禁令就会受到十分严厉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残酷惩罚。因此，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社会性别角色是二元的。[55] 宋立宏应用维特根斯坦等人提出的理论，对在英国发现的罗马时期咒符进行了人类学视角下的研究，认为这些咒符具有保护财产、维持传统宗教体系等实际意义上的社会功用；[56] 他的另一篇文章则对罗马乡间别墅所反映的权力结构与城乡关系进行了扼要分析，认为罗马征服不列颠后当地乡间别墅的涌现反映了不列颠地方精英为保持自身的政治地位所付出的努力。[57] 黄美玲从法学角度出发，对古罗马时期的“神誓”意义进行了研究，认为神誓在古罗马人的观念中主要代表了一种债因，具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反映了古罗马人宗教观念与法律观念的一种结合。[58] 单珊则撰文对罗马帝国前期的娱乐消费相关史料进行了扼要梳理。[59]
    本年度内，对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史料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学者在这一领域提供了若干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施文华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保罗书信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利用这些书信材料历史地还原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发展状况的可能。[60] 杨砚利用《新约?路加福音》中的具体文本材料，分析了福音书作者路加对罗马社会内部朋友关系和社会救济文化的诠释与回应。[61] 上海大学的刘钊则撰文探讨了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的历史动因，针对君士坦丁时代的政教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62]
    对罗马史学的研究同样构成了本年度内的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既有对古典时期罗马史料价值的探索与分析，也有对近现代罗马史经典论著的探讨和反思。杨共乐从整体上分析了罗马时期史学创作的特征，指出追求真实是罗马史学的根本。罗马史学的一大成就是对史学和诗学从本质上进行了区分；而防止和克服史家的主观偏见和随意浮夸则是罗马史学一直努力完成的重要任务。[63] 晏绍祥和黄洋相继撰文总结了著名史家摩西?芬利对古代罗马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晏绍祥深入分析了芬利在罗马经济史、罗马奴隶制、罗马共和国政治等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认为后者在罗马经济史和奴隶制研究中的成绩较为突出，使得这两个领域成为当代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基本结论也得到了后人的普遍认可；而他在政治史领域的声望虽然相对有限，但也对长期统治罗马共和国历史研究的冰封寡头制理论构成了严重冲击，体现了这位以希腊史研究而闻名的史家对罗马史研究的巨大影响力。[64] 黄洋专门梳理了芬利在古希腊罗马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芬利《古代经济》中构建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开辟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使之走出了“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的死胡同；并成为后来的古代经济史家们至今仍无法彻底推翻的模式。[65] 姚正平讨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思想界巨擘弗格森的史著《罗马共和国兴衰史》的特点及其历史命运，分析了其怀疑罗马早期史材料、回归政治军事主题、谨慎地使用演说词等治史原则与风格，并就这部作者用力颇深的作品日后饱受争议、甚至遭人冷落的原因进行了初步讨论。[66]
    在古罗马教育史领域，四位学者分别从政治体制研究、法理分析和文化比较的视角入手，对罗马时期的教育及其同社会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解读。杨俊明和尹宁撰文剖析了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体制与官职设置同社会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罗马共和制度的建立和早期法律体系的形成对培养、巩固社会道德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反映了共和早期的罗马政治家们努力推行社会道德教育的自觉意识。古罗马的政治体制要求官员们必须廉洁自律；罗马的监察官制度对社会风尚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而罗马的政治体系又同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罗马人通过政治制度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道德教育模式堪称古代条件下社会管理的典范。[67] 姬庆红研究了古罗马父权制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分析了古罗马父亲在教育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同时也指出，在罗马上层社会内，家庭教育中对父权的滥用会受到社交舆论、元老院监督机制和法律禁令的制约。[68] 张义茹则归纳概括了古代犹太、罗马两个民族在重视父母言传身教、强调背诵记忆、利用宗教教导儿童和不时应用体罚等家庭教育手段方面具有的相似性。[69]
    在相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史领域，国内学者们正在努力向宏观归纳和微观细化两个方向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杨共乐总结了罗马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世界范围内得以成功崛起的原因，认为开放公民权的做法和重视向其他民族学习的传统是罗马文明成长壮大的两个关键要素；[70] 而完善的政治机制和精良的军队则为罗马的崛起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71] 杨俊明探讨了罗马军队严密军纪的形成原因，认为它与罗马人从青年起经受的严格训练和实行的严格奖惩制度密切相关。[72] 王桂玲梳理了帝国早期官职设置的特点和元老院成员选任模式的演变历程，认为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们建立了共和官制与元首官僚机构双轨并行的二元体制，[73] 而元老院成员选任模式的改革则在扩大帝国的统治基础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74] 徐国栋系统解读了共和时期罗马平民的五次撤离运动，认为这五次运动具有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共性，这一手段是现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先祖。[75] 汪受宽撰文考证了“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案”的来龙去脉，对这一问题的国内外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并提出了个人对相关问题的具体看法。[76] 路运洪则对罗马共和国的同盟外交战略进行了述评。[77]
    在同样较为传统的罗马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国内研究者们较为注重对经济史细节材料的考证与分析，将之前较为宏观、笼统的学术成果不断细化和推向深入。其中，陈晓阳选取罗马奴隶制经济这个国内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的题目，着重探讨了罗马奴隶与被释奴两个阶层的社会、法律地位与历史处境。他认为，一方面，古罗马的奴隶缺少法律保护，在理论上可能遭到奴隶主各种残酷的虐待；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奴隶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还可以享受免服兵役和免纳税等客观上的好处。[78] 罗马的被释奴阶层是罗马统治者试图促使其他民族融入罗马社会努力的产物；但他们的处境事实上比较尴尬，很多释奴因飞黄腾达而遭人忌恨，但他们通过努力而取得的经济地位却无法得到罗马传统贵族们的尊重。[79] 贾长宝撰文分析了葡萄种植业与葡萄酒酿造业在罗马兴衰史中扮演的角色。贾长宝指出，罗马共和中后期葡萄酒酿造业的兴旺同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密不可分；他还提出，葡萄酒手工业日后的衰落是罗马帝国农业经济结构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后者的整体没落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80] 鲍红信讨论了罗马城在共和及帝国早期居民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认为这一时期罗马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且不断恶化；人口的急剧膨胀、商人的唯利是图、火灾的频繁发生和统治者的漠视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罗马城的住房问题在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81] 隋竹丽选取了罗马共和后期至帝国前期西班牙行省银矿开采权的归属变化为研究对象，并将之同16-17世纪西班牙拉美殖民地矿山开采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在历史背景、技术水平、使用劳力方式和使用劳力数目等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82]
    在本年度内，古罗马艺术史也开始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若干篇讨论该主题的文章。其中，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成果是朱文涛对公元三至五世纪期间古罗马晚期与汉末魏晋造物艺术风格进行的比较研究。朱文涛认为，罗马帝国晚期与汉末魏晋的造物艺术风格演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体现了古典艺术盛极而衰时代的特点；都开始背离旧有的艺术风格进行求新求变的探索；都受到新兴宗教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造物艺术的衰落在罗马帝国内表现为帝国政治下市场消费时代的结束，而在东方则主要表现为文化统一时代的终结。[83]
    此外，一些古罗马史料、研究性论著的中译本也在本年度问世。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成果如谢品巍翻译的佐西莫斯《罗马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和吕建忠翻译的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版）。这些译著为丰富国内的罗马史研究资料、拓展国内罗马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学术视野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