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欧洲中世纪史研究
    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仍然以西欧，特别是英国中世纪史研究为中心。本年度我国学术界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众多，发表论著（译著）十几部，论文百余篇，内容广泛，既有总体史观的理论思考，也有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在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史等领域都有分量较足的成果出现。
    （1）理论思考与史料解读
    吴于廑先生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对他的关注与评价历来是学界的重要话题。2013年，随着吴先生的硕士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和博士论文《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中文版的问世，我国史学工作者再次对他的史学思想展开热烈讨论。冯天瑜等盛赞吴先生对“封建”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在中西封建制度比较中的真知灼见，并对他强调中西封建社会法律因素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84] 陈志强指出，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又称“整体世界史观”）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凝聚了全国世界史学界几代人多种形式、深入浅出研讨推敲得出的理论成果，充分集中了我国学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老中青学者的集体智慧。它不仅是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作出的最合理、最系统、最完整的解释，而且合理地回答了当下的世界发展问题，破解了普遍存在的疑惑，并大体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重大理论。[85] 孟广林则认为，吴于廑先生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注重综合考察的学术路径,其主旨在于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他打破历史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历史如何发展与融汇成为“世界历史”作了多层次的探索；他还提倡历史研究要从专门史的细致研究做起，一步步地走向科学的综合考察。吴先生的“通观”研究及其丰硕成果所彰显的学术境界，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标立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86]
    西欧封建主义及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引起学界激烈争论的重要话题。侯建新从“主体权利”和“抵抗权”的视角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工具主义、物质至上的思潮，它既是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也是思想观念。农民个体经济的普遍发展和普遍积累，是西欧早期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而西欧生产效率为何取得突破的问题又势必延伸至非经济领域。农业人均生产效率的突破取决于佃农权益的有效保护，最终有赖于当时社会的人文政治环境以及广泛的社会共识。孕育于西欧中世纪的“主体权利”是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是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新思路之一。对于欧洲封建制度，他指出，其基本关系不是国王与臣民，而是领主与附庸。附庸的权利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其逻辑的演绎势必产生维护权利的主张，此即“抵抗权”的起点。西欧中世纪的阶级斗争或等级斗争，不仅诉诸暴力，也诉诸法庭，“谈判”与“妥协”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选项。从这种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中，西欧封建主义获得了其最重要的历史遗产。[87] 李新宽探讨了西方学界“新中世纪”观的三重视野，即悲观的、乐观的和基于事实的，他指出，“新中世纪”观在中世纪文明的起源、中世纪兴盛期的发展、中世纪的结束等问题上，提出了全新看法；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它拓展了中世纪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创新了中世纪研究的方法。[88]
    在当前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中，对原始史料的整理与解读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法兰克人史》是西欧中世纪早期最为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陈文海对其“教会史”的写作路径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从该书的基本结构来看，法兰克人以及法兰克高卢地区的天主教会是该书的主要叙史对象，然而在具体行文中，作者频繁地把在法兰克高卢地区基本不存在的阿里乌斯派问题引入叙史架构内，并从总体形象、教义教条等层面对之进行全面贬斥，其基本意图就是将之作为反衬，以此来达到彰显“正统”教会之目的。[89] 在拜占庭史料的研究方面，李强、徐家玲和张书理分别选取了两部重要的原始法律文献《士兵法》和《国事诏书》进行了译注，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两份可供参考的中文译本。[90] 马骊探讨了古罗斯编年史中“邀请瓦良格王公传说”问题，通过剖析传说中表现出的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编撰思想，围绕传说被收入古罗斯编年史的现实依据和社会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指出了这一问题对古罗斯编年史的研究和俄罗斯国家早期历史问题研究的意义。[91] 赵敦华选取了在中世纪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哲学资料结集出版，这将对我国中世纪思想史研究和大学哲学教学有重要意义。[92]
    （2）政治与制度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王权与贵族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李筠回顾了西方中世纪王权观从萌芽、发展、确立到衰落、异化、分化、转变的整个过程，阐释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现代政治权力公共性观念与现代权力分立制衡机制的发展。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为西方现代政治权力观念的确立发挥了极强的助推作用。[93] 尚洁的关注对象是威尼斯的贵族政治，她认为，15、16世界经济和战争危机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通过调整与改革，威尼斯的贵族政治体制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实现了自我的完善和发展，使威尼斯在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因此，贵族政治在克服社会危机、维护了共和国自身独立自由的地位和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4] 姚历和詹娜则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国贵族进行了研究。前者指出，随着中世纪晚期城市公社运动的兴起，城市权贵兴起。他们的命运与城市的公社制度紧密联系，而作为城市权力和经济的代表，他们的历史也是中世纪城市历史的缩影；[95] 后者在对法国奥弗涅地区乡村贵族的考察时发现，他们通过强化领主地租、扩大自领地、发展乡村借贷等经营方式，较为顺利地度过了“价格革命”带来的危机。因此，传统的“贵族衰落论”需要重新认识。[96]
    政治体制和议会政治研究同样受到学界重视。刘耀春在考察空间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城市公社逐渐从共和制演变为由领主及其家族统治的领主制。城市的权力空间也随之历经数次转变，从主教宫转向市政厅，再从市政厅转向领主的城堡—宫殿复合体。[97] 王加丰探讨了热那亚在中世纪的扩张体制。他认为，热那亚在中世纪的成就，与热那亚人的气质和追求分不开，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和种族的偏见，总是根据商业发展需要和信仰的人交朋友，总是根据需要采纳、修改或发明各种各样的航海技术和经商手段，其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政治制度的支撑。[98] 梁远、刘金源根据对英国“恩赐制”的研究指出，都铎王朝建立之后，作为恩赐者的君主完全掌握了官员任命权，通过“恩赐制”吸纳贵族协助其治理国家；与此同时，贵族也主动通过“恩赐制”，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与王权的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由此，都铎王朝出现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99] 陆连超、侯建新考察了议会最高权力确立的过程，他们认为，议会取代国王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实际是用一个机构取代个人以产生国家最高权力，并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对其进行风险控制的宪政政治。[100]
    （3）经济与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学界对中世纪经济与社会史的研究继续保持旺盛的势头。徐浩对中世纪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工匠群体进行了系统考察。在从技术、资本和利润等角度解读了西欧工业生产的进步，并对英格兰“工业机械化”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评价之后，他指出，中世纪西欧工业化水平尽管获得极大提高，但工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尚需时日，中世纪“工业革命”之说言过其实。另一方面，工匠在中世纪较早摆脱了奴役地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随着15世纪工业品价格和工资的快速上涨，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明显改善。此外，他还对妇女在城市工业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101]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的农村社会结构、物价及农业资本主义等问题在本年度得到广泛讨论，研究者们对英国的崛起各抒己见。郭华、刘伟通过对中世纪晚期农民土地占有面积、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粮食产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的考察,认为该时期英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显著提高,为其首先叩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奠定了丰富而稳固的基础。[102] 孙立田追踪了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富裕农民群体兴起的历史轨迹，认为他们是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103] 赵文君、李斌在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兴起与法律变革的历史过程时，从法律保障的视角探讨了西方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成的原因。[104] 谷延方、侯建新将目光投向17世纪，他们认为，英国在遭遇政治经济危机期间，适时调整政治、经济结构，恢复生产秩序，使危机转变为一种历史发展机遇，使乡村工业和城市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105] 李士珍对英国农村居民在“价格革命”期间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持乐观态度，只不过各个阶层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并不均衡。[106] 此外，人口因素与圈地进程的关系、[107] 中世纪“交通革命”[108]、女嗣财产继承权[109] 也受到了关注。
    在经济思想研究方面，朱孝远梳理了德国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在《蒂罗尔宪章》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农民战争所宣扬的实现公共利益等诉求是现实世界的产物，代表着中世纪经济体制向近代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方向。[110] 谢丰斋则关注经济理论的应用与评价，他从人口与市场的双重视野对波斯坦的“新人口论”进行了重新评价，并指出，中西方传统社会因社会经济结构不同，市场机制也不一样。中国主要以“自然生成”的市场为主；西欧则以“法权驱动”的市场占多数，这样的市场会造成市场权的竞争。正是市场权的竞争加剧了人口变化的力度，因此，如果将人口因素与市场因素合到一起，那么，“新人口论”就会更有说服力。此外，他还梳理了西方学术界在城市起源问题上的两种理论，即“外源说”与“内源说”，并指出了我国学者做这方面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