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叶少飞、田志勇对越南古史起源做了探讨。他们首先介绍了越南古代历史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为本国构建了四个古史起源，即《越史略》的“黄帝时期十五部落说”、《安南志略》的“南越国说”、《大越史记全书》的“炎帝神农氏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雄王说”。作者认为其中后三者又分别是各史书创设的越南国统之始，其中南越国说为陈朝官方肯定；炎帝神农氏说为后黎朝官方认可；雄王说则是阮朝嗣德帝君臣根据朱熹的纲目体撰史方法、结合政治需要，从吴士连的“炎帝神农氏说”中截取而来。与司马迁《史记》塑造的黄帝起源说相比较，南越国说采用信史，十五部落说、炎帝神农氏说和雄王说则采传说入史，在时间上均未超越黄帝。这四个古史起源是越史家采写古代典籍和中越传说、根据中国史学理论及撰著方式构建而成的，体现了越南史既与中国史紧密相连，却又相对独立发展的史观。 [188]
    李育民认为古代越南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都是由学习借鉴中国的相关制度而建立起来。越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是承袭中国秦汉之制，经过前黎朝、李朝、陈朝、后黎朝等朝，又汲取唐、宋、明、清的体制，并“略加改革”，确立了“比中国历代专制帝王更加专制”，“适合于越南国情的东方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作者还总结了中越制度文化交流的特点，认为从整体来看，其特点主要有：其一，在长时期的制度文化交流中，主要是中国向越南传入，具有单向性特点。其二，在接受中国制度文化的同时，越南一方面坚持维护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注意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调整。[189] 石少颖指出中国南朝时期汉族统治者理想中的“华夷秩序”受到东南亚各国的认同。但随着与唐朝距离的渐远，东南亚各国对“华夷秩序”的认同感也逐渐降低。东南亚各国对“华夷秩序”认同与否取决于中原王朝的实力大小和外交努力。南朝的实力不及前代，因而导致东南亚各国对南朝各政权政治膜拜和实利诉求减少；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主导下，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0]
    孙亦平从跨文化的视域研究了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他认为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作者还指出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地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平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1]
    黄丽英从研究越南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发展,青铜艺术品的类别、铸造技术、造型、纹饰纹样、风格、民俗文化等方面入手，以其出土实物资料为依据，认为越南青铜文化深受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和外来文化之影响，并相互渗透、相互交融。[192] 周琳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检索，通过分析各时期典型案例的园林特点，梳理了越南古代(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期)园林发展的脉络，对其造园要素的选择运用进行归纳剖析，探讨了越南古代园林的岭南地域特色。 [193]何新华研究了唐代贞元年间缅甸向中国朝廷进献《骠国乐》的历史
    背景；献乐的时间、使节和路线；《骠国乐》的乐器、曲目和编制以及其影响，指出它丰富了中国固有的宫廷乐舞系统，促进了中国乐器的革新，推动了中国宗教音乐的发展，影响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音乐发展。[194]
    9. 小结
    本年度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首先，在各个专业领域，基础史料研究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西亚北非专业的研究者继续释读、翻译、解读古代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和埃及语文献，并根据原始史料展开相关领域的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专业的学者除继续深入解读古典作家作品外，还开始涉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法律文献及早期基督教文献。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者对于中世纪早期法兰克人文献的研究是本年度文献研究的亮点，体现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与国际学术界研究日益接轨的趋势。
    其次，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仍然是本年度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多。比如文明起源、希腊民主制、希腊罗马史学史、希腊罗马思想史、封建制度、欧洲中世纪起源、中西对比研究以及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努力将新史料、新方法运用到传统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法制史研究日益兴起，每年都有多篇成果发表，本年度法制史研究表现出更加重视基础史料，重视个案问题研究的特征。妇女史研究也是近年的热点问题，本年度研究的内容较之以往更加丰富。除妇女地位、妇女形象等传统的研究题目外，女性服饰、特殊妇女职责等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了有关古代社会妇女史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学界妇女史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另外，中西对比研究也逐渐脱离那种简单的、泛泛类比的研究模式，在比较中注重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特征，探索中西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和方法论问题。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年度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比如本年度发表了多篇有关宗教仪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研究了古代埃及的塞德节、奥西里斯崇拜、亡灵崇拜、高丽圜丘祀、朝鲜祀孔制度、欧洲中世纪愚人节仪式等，并对宗教仪式中体现的王权统治、民族和族群认同、文化交流等特征进行了分析。古代社会教育问题也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依据文献，从教育观念、大学、儿童教育等多个角度研究古代社会的教育制度。艺术史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视野，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舞蹈音乐等主题丰富了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内容。在东南亚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研究者们不仅关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关系，也重视利用东南亚国家的史料，分析其历史发展特征；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的研究，还涉及了宗教、文化、艺术等研究领域。
    （徐建新担任本文总校稿人）
    注 释：
    [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2012年出版。
    [2]王光胜、吴宇虹：《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档案中的“酒宴用牲”研究》，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
    [3]蒋家瑜、吴宇虹：《乌尔帝国阿玛尔辛前期的饲养场第二系牛羊吏舒勒吉阿亚牟研究》，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4]吴宇虹、王俊娜“THE IDENTIFICATIONS OF ?ULGI-SIMTI, WIFE OF ?ULGI, WITH ABI-SIMTI, MOTHER OF AMAR-SIN AND SU-SIN, AND OF UR-SIN, THE CROWN PRINCE, WITH AMAR-SIN”IN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7, 2012, pp 99-130.
    [5]陈艳丽、吴宇虹：《古代苏美尔奴隶制社会的婚姻制度：以苏美尔吉尔苏城民法判决文书和同时期及稍后的法典为根据》，载《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陈艳丽、吴宇虹：《金瑞林统治时期马瑞宫廷厨房机构及王室饮食供应研究》，《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6] 霍文勇、吴宇虹：《古巴比伦时期外国奴隶买卖契约研究》，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7] 拱玉书：《“努帝穆德咒”刍议》，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8] 刘健：《苏美尔王权的演进和特征》，载《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
    [9] 李政：《年代记与传记——论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二世年代记的传记特征》，载《东方文学研究集刊》(7)：《东方文学：文化阐释与比较文学》，王邦维、林丰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10] 李政：《何谓“赫梯学”？——论赫梯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1] 尹蔚婷：《论赫梯王国附属国的独立性》，《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2] 吴宇虹等：《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13] 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14] 马一舟、郭丹彤：《<塔努塔蒙梦碑铭文>译著》，《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5] 王欢：《古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6] 葛会鹏：《古埃及文献中的努比亚人》，《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17] 周启迪：《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版。
    [18] 王海利：《本土埃及学发展探析》，《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
    [19] 李模：《论古埃及的奥西里斯崇拜》，《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20] 赵克仁：《古埃及亡灵崇拜的原因及其文化蕴涵》，《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
    [21] 张赫名：《古王国时代埃及的神王观念与来世信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2] 郭子林：《古埃及的塞德节与王权》，《世界历史》，2013年第1期。
    [23] 靳玲：《古埃及人的“义”与“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4] 徐海晴：《古埃及妇女的婚姻和经济状况：以婚约为考察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