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古代希腊史研究
    在希腊史学史方面，“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仍然是学者们的一个研究焦点。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于希罗多德的史家身份，西方研究者的观点分成两派：一派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另一派则否定上述观点，力主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地位。在这两种对立思潮的背景下，吴晓群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从而认定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25] 阮芬的两篇论文则都以对“希罗多德式叙事”为核心。其中一篇运用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理论，以《历史》中的吕底亚故事为例，探讨神谕与希罗多德的叙事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从当今历史考证的角度出发，希罗多德所引用的神谕大多是不真实的；然而，如若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希罗多德记载的神谕故事却是大众所认可的“真实的”过去。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希罗多德以神谕及其应验来构筑叙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提供颂扬神谕的传说。[26] 另一篇则从“去除神话”的角度探讨了希罗多德的叙事理念。在作者看来，希罗多德与荷马和赫西俄德不同，他不愿详谈神事，在叙事中带有一定程度的去除神话色彩，讲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但即使希罗多德能“去除神话”，他却不能驱除神性因素对人类事务所带来的影响。[27]
    除希罗多德以外，另一位古希腊重要的史家波利比乌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褚新国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观做了概括性的分析。作者指出，波利比乌斯高度重视原因探究，进而围绕罗马国族兴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它们作为《历史》叙事渐次展开的理论产物,充分体现了波氏史观构建由浅入深的递嬗脉络。这些表明波利比乌斯已认识到了历史变化的复杂性，而部分瑕疵、分歧则暴露了其认知的局限性。另外，这也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西方古典史学史观领域的某些传承和流变。此外，褚新国还研究了波利比乌斯论撰史中的“失真”问题。波利比乌斯曾以各个阶段代表史家的创作实践为例，通过史评方式详尽考察了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失真”问题，并依据“失真”的不同界定、表现和原因，划分出四个层面，分别为缺乏军政实践与直观调研、缺乏基本的史识素养、缺乏客观公允的叙事立场，以及偏重艺术审美而以辞害意。这样的批判性探究不仅有助于阐释《历史》写作的题旨、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城邦危机背景下古希腊史学的流变轨迹与发展动向，特别是其“求真务实”优良传统的式微。[28]
    对史料的整理和翻译等基础性研究在本年度的古希腊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卢昕、张强对《雅典谷物税法》做了译注。这部税法是雅典于公元前4世纪初针对勒莫诺斯、因布洛斯、斯库洛斯三岛所颁布，是由货币税向实物税的一次税法改制，目的是保障雅典的粮食供给，所得税款则用于城邦的军费支出。该税法对谷物的运输、存储、度量、出售以及监管等均有明确说明，是为解读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经济及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29] 师学良翻译注释了柏拉图《法律篇》中的土地与农业法条。结合其他史料，这些法律有助于理解希腊城邦的属性。[30] 王绍辉则梳理了德尔维尼草纸文献中对厄莉努丝形象的描述。这些对厄莉努丝的职司与形象演变的相关记载，对于理解希腊宗教的发展脉络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31]
    雅典民主制及其相关的问题仍然是本年度希腊史研究的重点之一，除了整体的制度史研究之外，一些学者对于陪审法庭、演说等民主的细节问题也有所涉及。蒋保从雅典民主政治分析入手，分析指出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是城邦内演说繁荣的原因。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公民对城邦政策和案件审判的直接表决使得演说成为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雅典民主政治下的言论自由又为公民演说创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使演说的繁荣成为可能。在这种背景下，雅典城邦出现了收费授徒、传授演说技能的“智者”，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雅典城邦演说的繁荣。[32] 张春梅则通过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雅典陪审法庭的研究，指出制度考察和思想观念考察相结合,应是雅典陪审法庭研究的发展趋势。[33] 王志超则分析了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则只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34] 汪兵、汪国风从人文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古希腊民主制形成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古希腊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少数贵族与城邦公民对内维护统治、对外殖民掠夺的霸权主义民主。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寡头制都是基于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及同一文化传统——土著农耕文化与印欧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而形成的两种政治体制。[35]
    除了对雅典城邦的关注以外，祝宏俊进一步延续了他对斯巴达城邦的研究，并在本年度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其中一篇探讨了军事教育与斯巴达阿高盖制度的关系。作者指出，学界普遍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事实上，这一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面貌。在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而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则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此外，祝宏俊也对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征服进行了反思，认为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是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8世纪初一直持续到公元前7世纪末。把这场战争简化为为期20年的第一、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是罗马作家的创造。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时间上相隔百年、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征服过程的两次高潮。征服战争结束之后，大部分美塞尼亚居民被降为黑劳士，但黑劳士并非奴隶,它与奴隶有着明显的区别。[36]
    在近年的古希腊史学界，希腊民族认同以及希腊人蛮族观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的一个研究热点，本年度李渊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三篇论文。他比较了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的蛮族观念，认为由于时代原因，他们二人在作品中都将希腊人与蛮族对立起来，只是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偏见较少。同时，他们在描述希腊人和蛮族的区分时各有特点，而在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他们都重视希腊人和蛮族之间文化区别的共同特征，这适应了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构建蛮族形象的需要，代表了古典时代希腊精英的共性。李渊还分析了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与民族认同观念，指出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作为民族认同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主要解决的是希腊民族的自我识别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在伊索格拉底对希腊人、马其顿人和蛮族人的认识中，希腊民族认同中的血缘、文化等传统因素虽还不时发挥作用，但决定性因素则是他希望实现希腊民族团结、发起对蛮族战争的政治诉求，因此他的“泛希腊主义”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对希腊化时代的民族思想和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李渊还对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进行了研究，指出希腊化时代是希腊人民族观念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的希腊人在区别自我与“蛮族”时，继承了古典时代以血缘、文化区分不同人群的传统，但根据时代的变化又赋予了其灵活性、地域性的特征。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希腊人以利益为取向划分民族的特点：不同地区的希腊人具有不同利益，这决定了他们在民族识别中对血缘和文化的不同态度。希腊人正是通过固有的血缘和文化观念,并结合变化的利益构建自我和他者的边界。[37]
    在本年度的古希腊史研究领域，中西比较研究成为一个亮点，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古代中国与希腊进行了比较。吴晓群探讨了希腊城邦时代与中国先秦时期葬礼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讨论。吴晓群指出，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式，在学术界备受瞩目。但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比较研究又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目前学者们对其可行性和方法论都尚未给出清楚系统的说明，也没有一个为学界所公认的标准。因此作者试图以希腊城邦时代与中国先秦时期的葬礼为例，就比较研究中所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及方法加以讨论。[38] 魏孝稷则以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为中心，比较了二者的族群互动与族群认同的文化转向。作者认为，在古典历史时期，华夏国家和希腊世界在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上有着类似的经历，即与周边族群发生了大规模的互动进程。与这次宏大的社会变迁相应的,族群认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族群认同主要以血缘为标准，经过这次族群大互动之后，两大族群的认同发生了文化转向。以政治制度和文明价值观为核心的古典文化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这种文化标准与逐步形成的文明—野蛮话语相一致。[39] 李学智则比较了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的地理环境差异与政治体制类型，指出两个古典文明中的不同所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文明生长的地理环境存在重大差异。[40] 邹艳萍则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所蕴含的神话与传说色彩。作者指出，在早期西方，中国的形象充满了理想化的神奇想象和强烈的物质诱惑。直到《马可波罗行纪》在13世纪末问世之前，西方的中国形象始终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与传说阶段。[41]
    有关古希腊妇女本年度有两篇论文发表。陈佳寒[42] 探讨了古典时期雅典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作者指出，古典时期的悲剧塑造了一批独立自主、反抗男性的女性，其言行颠覆了雅典社会饱含歧视的性别观念，但并未倡导一种更为平等的女性观。因此，这些女性形象的反抗和自主只是一种表象，悲剧表达并维护的依然是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郭超英则从总体上论述了古希腊城邦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认为古希腊城邦是男尊女卑的奴隶制社会，妇女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法律把她们当做生养子女者看待,在家里她们要依附于男子。虽然在城邦和家庭中，在生活和生产上她们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但她们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43]
    除上述集中讨论的问题外，本年度在古希腊史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还包括：蒋保的《论<奥德赛>的和平结局》，[44] 靳艳的《论希波战争后希腊城邦衰落的地缘政治因素》[45] 以及杨仁忠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机制与公共理性的历史源头》。[46]
    本年度古希腊史研究领域出版了一部专著，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著的《古希腊经济史》。[47] 该书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诸方面，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分析了希腊民主制的得失，给出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具有创新性意义。[48]
    此外本年度也出版了一些译著，其中既有古典著作的译本，也有后世的研究专著，重要的包括：色诺芬的《希腊史》、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威廉?雷姆塞的《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路德维希的《爱欲与城邦：希腊政治理论中的欲望和共同体》和库经辛的《古希腊史》。[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