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宗教与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的宗教史研究方面也有重量级成果发表。彭小瑜认为，中世纪的修道传统饱含着对人和世界的热爱，修道人士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尽管有着灵修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尘世的感情的见解往往能够超越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约束。他通过对圣贝尔纳的研究指出，中世纪修道院的爱情文学往往具备现代人道主义的色彩。[112] 黑死病流行于西欧期间，在千禧年主义末世观的神学预设下，人们通过自我鞭笞来获得拯救。在瘟疫肆虐的危机年代，鞭笞者与教会之间形成了互有分歧又彼此依存的关系。但由于鞭笞者反教会的色彩渐趋浓厚、及其宗教主张和实践效果的局限性和屠杀犹太人等过激行为，从而走向衰落。李化成深入探讨了这个过程，以大小传统变迁的视角，审视了这一时期西欧的信仰世界。[113] 马丁?路德及其思想一直是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马丁?路德的“唯信称义”将中世纪天主教为灵魂救赎设计的烦琐路线化解为单一路径，在“信仰”与“恩典”之间建立起直接与必然的联系，从而将基督徒从沉重的罪恶感之中解放出来。这引发了基督教神学的一场革命，并且奠定了基督新教人生观的核心内容。刘城将“唯信称义”思想置于基督教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力图澄清这一思想的确切含义及与天主教传统教义之间的分歧和继承关系，进而揭示宗教改革的本质。[114] 马丁?路德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还是一位重要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邢来顺、李富森发掘了马丁?路德民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115] 16世纪，炼狱在英格兰作为一种信条存在了近三百年之后逐渐消亡，孙义飞认为，其深层次原因是宗教改革使英格兰宗教重心的转移、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政治断裂和英王对修道院的财政冒险与博弈等等。[116] 赵立坤阐释了宗教文化与17世纪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117] 文明与野蛮的二元之分在历史上的强势民族中是普遍现象，李永毅、 李永刚追溯了欧洲的“野蛮人”概念的独特发展轨迹，并指出，其内核是民族—种族中心思想，都是将现实或者想象的优越地位解释为特定民族—种族的历史宿命和哲学必然，它需要用世界主义加以疗救。[118]
    节庆与仪式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范式。沈坚、唐运冠以愚人节为研究对象，他们指出，在中世纪法国愚人节并非只是低级教士的节日，它实际上囊括了各个阶层、性别和年龄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中狂欢游戏式的仪式反映了中世纪法国各阶层享有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119] 唐运冠以古贝维尔老爷1549—1562年间的日记为中心，进一步研究指出，当时的节庆游戏和日常游戏都具有重要的民间公共宗教仪式的功能，有着明显的开放性和广泛的参与性，并因此起到重温、确认和更新群体认同的作用。[120]
    在中世纪大学研究方面，张弢探讨了中世纪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欧洲中世纪执教资格的产生与演进过程；[121] 刘贵华从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窥探了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122] 钱露、贺国庆则对中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学生自治模式做了探析。[123]
    此外，高铁军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与印刷文化兴起的历程。他认为，金属活字印刷术出现于西欧，是与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印刷文化的兴起。[124]
    （5）军事史与海洋史研究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技术装备、城堡、军人组成等是学界关注的对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西欧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发动的军事征伐。阿尔伯特的《耶路撒冷史》对这场战争有着翔实可信的记述。徐家玲、王向鹏详细梳理了阿尔伯特的相关记述，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此次东征的技术装备和战术等问题。[125 ] 顾方哲在对欧洲中世纪城堡的功用的考察中指出，9至13世纪的城堡主要是用来战争攻防的，而此后成为地方政治经济中心。[126] 许二斌考察了詹姆斯六世和查理一世时期苏格兰的海外从军现象，剖析了人们从军的动机及其影响，并指出，海外从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与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推动了苏格兰人向外移民，并加强了苏格兰与欧洲邻国的交流。[127] 郭建淮对发生于13世纪初的圣殿骑士团审判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综合审判程序、证据和它在圣地的表现来看，圣殿骑士团审判是一起冤案。[128]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海洋意识的增强，海洋史研究逐渐得到学界重视。龚缨晏不仅系统梳理了欧洲人的东亚地理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对地理大发现进程的影响，还简要阐释了欧洲导航技术的进步及其对海外扩张的积极影响。[129] 王加丰对500年前西欧人的海洋意识和实践做了高度概括，并指出，西欧人的海外扩张是一种“举国追求”的产物：竞争性的体制是基础，而奥斯曼人的西进则强化了西欧人往海洋发展的动力。[130] 姬庆红则以基督教长老约翰传说为例，梳理了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演变过程。[131]
    本年度，还有一批译著出版，它们的内容涉及瘟疫、战争、建筑等主题，对我们加深中世纪的理解和研究有重要帮助。[132]
    6. 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多年来，日本中世纪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中的弱项，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日本中世纪断代史著作。这既有史料积累方面的原因，也有中世古文解读方面的原因。今年度出版的王金林著《日本中世纪史》（上下册）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该书的叙述时代起自平安时代末期，止于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即织田信长进入京都前。全书共分11章，以政治史为叙述主体，旁及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在该书前言中，作者对日本中世史的断代问题和中世政权的性质和结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镰仓幕府初期，存在着幕府、朝廷双重政权，而承久政变以后，幕府成为统治全日本的政权，朝廷和天皇只是象征性地延续其至高无上的形象而已。[133]
    李卓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儒教国家”日木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于2013年结项出版。她在书中指出，以往研究中认为日本是“儒教国家”的观点并不准确。她认为，德川幕府为强化幕藩体制，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儒学始成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而此时代表日本社会特征的强权政治、身份制度、主从关系、家制度、世袭体制等都已经制度化，这些内容有些已经偏离了儒家伦理，有些甚至与儒家伦理相悖。所以，只能说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而非“儒教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还对古代日本社会引进中国文化的不同类型、古代日本社会的等级制、身份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134]
    公元7世纪以后的日本律令制国家时期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并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古代社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围绕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侯巧红论述了奈良时代的日本律令在体系架构到条文注疏以及篇名篇次等方面，均延续唐朝律令的血脉。但奈良时代的日本律令又具有日本的本土特征。[135] 章林论述了古代东日本（东国）的发展，叙述律令制国家与东国之间的从相互冲突到相互融合再到相互对立的演变过程。他还对古代日本身份体制中的“家人”一词的含义以及奈良时代东大寺的奴婢进行了考察。[136] 国司制度是古代日本律令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律令地方政治的主体。林娜认为国司职能的演变反映了律令时期天皇制的变迁以及中央权势与地方势力、先进的国司制与传统的国造制之间力量博弈的过程，进而反映了从中国引入的先进的律令制度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旧制度之间相互制约的过程。[137] 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制度化的中央武装力量是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卫府军队。崔晓的硕士论文对古代日本的卫府制度做了详细的探讨。她指出卫府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央政治情势联系紧密的特点。另一方面，虽然古代日本的卫府制度是仿照中国的相关制度而建，但无论是在其建立之初还是发展过程中，都受到日本本国因素的深刻影响，并最终伴随着日本律令统治体制的衰退而流于仪式化和私兵化。[138] 倪佑密的硕士论文探讨了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中期日本发行的12种货币（即皇朝十二钱），指出所谓的皇朝十二钱的铸造和使用，不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成熟使市场自发产生对货币的需求，而是由律令制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结果，其经济意义微乎其微，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象征与文化现象。[139] 王坤探讨了公元7世纪前期设立的日本外交机构大宰府的职能和作用，指出大宰府的设置则是古代日本积极面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挑战，采取灵活外交意识的体现。[140]
    刘琳琳探讨了日本古代天皇神话传说的演变过程。指出，日本古代的天皇世系话语出现于公元8世纪初期，此后经过多次变迁，到平安时代末期形成了“天神五代一地神七代一人王百代”话语。该话语的整体结构是受到中国三才思想影响，在“天神地祗”观念的基拙上产生的。日本中世纪的世系话语演变为以天皇制为中心，囊括中国、印度历史的世界观，其中蕴涵了维护天皇制和宣扬民族优越感等两种意识。[141]
    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收入了不少大陆移民氏族歌人的作品。是一部包含着诸多国际化元素的文学作品。王凯对《万叶集》中的大陆移民氏族歌人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试图解释大陆移民氏族歌人作歌的历史环境与文学特色的关系，指出这些大陆移民的作品具有挽回氏族命运而利用和歌以及作歌环境等条件进行文学性政治斗争的性质。[142] 王慧荣探讨了《列女传》、《女诫》等中国女训作品在日本的流传。指出最晚在9世纪后期便传入日本的中国女训，最初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也没有发挥其道德训诫的作用。后来，女训故事被日本古代的说话故事集《唐物语》所借鉴，实现了由女德训诫故事向平安贵族式爱情故事的转变。这种去道德化转变表明在日本古代社会妇德涵养并不受重视。[143]
    胡镇、洪晨晖对古代日本的称谓“倭”的字音和字义作了考证。“倭”是古代汉人对广义的日本人或政治势力的总称，但近世一些日本人认为“倭”字含有贬义。作者以中日两国古代文献和史籍对“倭”字的记述和使用情况为例，从古代读音和字义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自称词等方面对“倭”字进行了再分析，认为“倭”字是音注字，没有特别的含义，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国号。对“倭”字义的曲解和排斥，乃是江户时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后的事情。 [144]
    检非违使一职设立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是奉宣旨而行职，直接接收最高权力核心层指令的组织。王海燕探讨了检非违使的形成与特征，指出成立初期的检非违使一方面与律令制诸官司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律令制国家，另一方面，在行使维持京中治安、纠弹违犯等职能的过程中，摈弃律令官僚体制的层层传达，直接将最高权力核心层的意志或政策达至社会各阶层，同时又将社会状况或政策执行情况直接反馈至最高权力核心层，从而加强了律令制国家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145]
    韩钊探讨了公元6至8世纪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墓志。他指出，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墓葬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古坟中有墓志出土。他围绕墓主的葬式及葬地、墓志的形制、墓志的文体等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墓志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墓志特点虽与中国唐代墓志有诸多不同，但在墓葬的葬地、墓志形制及文体等方面依然可见中国唐代丧葬文化的影响。[146]
    张晓希研究和评价了日本中世纪初期五山文化时期的禅僧，指出五山禅僧由于兼修禅宗和宋儒理学，其佛、儒学修养极高。五山禅僧文化活动成为推动日本中世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147] 朱莉丽根据留存在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探讨了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中日之间信息传递的特点。指出这时期信息传递(主要指中国信息向日本的流动）既受到明朝朝贡体系的影响，也受到中日之间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左右。而日本国内特殊的社会阶层分工和政治架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些特点。[148]
    范金民研究了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日本赴明使者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所记店铺字招，多达90余个，涵括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策彦一行利用出使机会，大力从事贸易，参与贸易的人数远超明廷定额五倍。策彦等人在使明期间的经营活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后期中日贸易的实态。[149] 王来特探讨了近世日本的对外贸易体制，指出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江户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本脱出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自行构建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充分体
    现了德川幕府在不同阶段采用的策略及其真实意图。东亚海域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中日之间贸易主动权的消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还考察了康熙皇帝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过程，分析解读了明清两代中日关系的异同以及清朝统治者的对日观以及对日交涉的策略模式。[150] 荆晓燕研究了清康熙时期开海禁后，中国对日贸易重心北移的原因。指出对日贸易重心北移导致福建地区衰落，而江浙地区迅速崛起。[151] 刘芳亮论述了锁国时代的日本针对中国展开的持久的情报搜集活动。其情报搜集活动设定长崎、对马、萨摩三个窗口。其中对马口在北方情报上具备优势，萨摩口长于南方情报，长崎口则兼顾南北，这样便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域；此外还通过漂流民口述材料、和兰（荷兰）风说书、唐船持渡书等搜集情报，以补充三个窗口之不足。[152] 陈秀武研究了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对“万国公法”的引进吸收过程及特点。他指出，在对“万国公法”的引进上，中国与朝鲜走在了日本前面。但是在灵活运用“万国公法”以追求外交利益最大化上，日本却收到了比之更具实在意义的效果。[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