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国研究了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 —— 1859)的著作《东坡策批评》，该书是吉田对苏东坡的策论选集《东坡策》的评注。他指出该书中包含的变革思想有三个基本要点，即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观、以人才为中心的制度论和以攻代守的国防论。通过分析，作者进一步指出，近世日本形成的汉学传统，不仅仅是日本近代化所要克服的对象，同时还是日本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思想支撑。[154] 王玉强、陈景彦探讨了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朱子学的历史过程。指出日本朱子学官学化的完成是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朱子学的重要表现。[155] 王明兵研究了日本近世初期思想家们的“去中国化”倾向。他指出，日本佛教滑向“朱子学”的过程，本质上乃是日本近世学者借“朱子学”来提升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的过程。特别是该过程中，“神道”日本对中华“道统”的诉求，则体现出了日本在学术和思想层面上欲“与中华抗衡”进而寻求文化和精神自立的一种“去中国化”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156] 瞿亮分析了日本传统史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的“兴亡盛衰论”。他认为与古代中国的兴亡观相比，日本的盛衰论更具有衰论逐渐从强调秩序的藩篱中脱离。人的作为、制度以及“求知识于世界”成为了衡量国家兴盛的新标准，这对于日本史学的近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日本传统史学转型过程中，以皇国统御万邦的“自我中心论”的皇国思想为基调的兴亡盛衰论的出现，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战时日本人“解放”东亚的思想动力，并给今天的右翼势力提供了否定侵略战争的依据。[157] 杨柳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中国经典礼仪思想及礼仪行为的吸收情况，指出日本传统礼仪在礼仪源流、礼仪理论、礼仪实践三个方面均受中华礼仪深刻影响。[158] 张谷论述了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对日本近世神道理论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指出日本复古神道在激烈排斥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对道家思想有所肯定和吸收，主要原因在于道家哲学与复古神道的异质性和批判性合拍。[159]
    赵建民借用“跨文化传释”概念，对中日文化交流中传统的“冲突与对应”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提出了质疑与思考。他以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和森有礼的《日本教育》两书为线索，探索其跨文化传释的要点，即传播抑或接受双方都要有现实需求；双方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成为自由平等和互惠的异文化互动。[160]
    在日本历史学界，对于“大盐平八郎之乱”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李亚围绕以大盐举兵动机是反对幕府的“革命”还是维护幕府的“改革”这一问题，从大盐的谏译观、武士情怀、举兵前的谏译实践及举兵动机这四方面入手，阐明大盐举兵的真正意图，重新探讨了大盐之乱的历史意义。[161]
    7. 朝鲜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本年度的朝鲜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围绕历史编纂学、制度史、移民史、文化交流史等问题展开。其中古代礼制、音乐舞蹈等专题研究颇具特点。
    杨军的《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一书是我国学者首部详考朝鲜王朝初期史籍的专著。全书分为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两编，对《三国史略》、《高丽国史》等数十部成书于朝鲜王朝前期的史书的编修过程及资料来源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朝鲜王朝初期的古史编纂，受当时文人党派之争、学派之争的影响极深，不仅史观，甚至史料取舍，都存在党同伐异之见。朝鲜王朝前期史书中有关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的记载皆不可轻信。[162] 苗威对金富轼的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其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总体来说是客观和合理的，其丰富的史观是史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163]
    王存刚、刘涵总结了英国学派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尝试利用英国学派的方法解释古代东亚秩序形成和维系的内在逻辑。作者认为，等级制的古代东亚社会可以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中国主导，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并在交往过程中促成了文化认同。这表明，在缺乏共有文化的国际体系中，通过确立并遵守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制度，也有可能形成文化层面的共识。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关系的观点。[164]
    曹中屏对伽倻的早期历史——驾洛国史作了深入研究，认为目前以“三国时代”作为朝鲜上古史中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框架，与历史原貌不符。他认为，有必要对传统的朝鲜史分期，即“原始社会—古朝鲜—汉郡县时代—三国时代—统一新罗( 后三国) —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分期进行修改。他建议把其中的汉郡县时代、三国时代两个历史阶段，改为“列国时代”和“统一新罗( 包括后期的割据与分治) 时期”。[165] 苗威探讨了百济政权前期的历史与疆域，认为百济的建立与马韩之伯济密切相关，而建立百济的民族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土著民族，而非夫余族。百济政权存续期间，其与乐浪、带方等东北边郡、高句丽、新罗以及马韩等民族政权联系密切，百济疆域的由小而大即是在与周边势力的推拉之中进行的。[166] 张士东系统梳理了中日韩朝学者对古代三国语言异同的不同看法，认为对三国的语言没有作具体、细致地研究是其异同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高句丽语应归于夫余语族，新罗语应归于韩语族，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语言。[167]
    金禹彤对古代高丽王朝的礼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他提出高丽王朝制定了圜丘祀位列吉礼之首，属国家大、中、小三级祀典体系中的大祀，其举行时间、具体内容、程序规制与所用礼器等方面效法了中国制度。同时他还讨论了“成宗制礼”，认为高丽国家儒礼祀典制度由此基本确立。“成宗制礼”反映了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化，高丽朝立国之政治思想开始从多元文化“和合”向儒家礼治观念变迁的历史脉络。他以《高丽史》为据，对高丽凶礼进行了分析，认为高丽朝效法中国唐宋制度，建立了以国恤、丧葬、服纪和谥法为代表的儒家凶礼制度，从其内容看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特殊性表现出多元兼容和本土化的特征。[168] 韩贤杰通过对古朝鲜时代至朝鲜王国时期的民俗祭仪及其祭礼乐舞等祭仪风俗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的解读，阐释了祭仪精神对朝鲜民族舞蹈艺术形态构成所起的作用。[169]
    拜根兴研究了洛阳、西安地区出土的入唐高丽人墓志，并评价了这些墓志的史料价值。他认为洛阳、西安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发现了20 余座高丽移民墓葬具有家族式埋葬特点，与现有唐人墓志比较，在墓主籍贯、墓主思念家乡、墓志作者等方面颇具特色。[170]孙泓依据文献史料和考古学资料，从马具、步摇冠和慕容鲜卑对朝鲜半岛的移民活动等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鲜卑文化的南移的问题。她认为新罗、百济、伽倻的马具和步摇冠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受慕容鲜卑和高句丽的影响。她指出公元四到五世纪有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大批迁到朝鲜半岛，给以后朝鲜三国的文化留下了浓厚的鲜卑文化因素。[171]
    刘后滨从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入手，分析崔致远取得崇高文学成就的历史背景，认为新罗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并非今日所谓全日制学生。[172] 董健研究了崔致远对三韩、统一新罗、渤海源流的认识。作者认为崔致远留下的大量文集、碑刻、奏记反映了他当时对世界的认识。[173] 敖英通过对《誓幢和尚碑》和《和诤国师碑》和相关文献史料，梳理了元晓入唐求法之过程，对以往学术界认为元晓曾经入唐求法，并拜在玄奘门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174] 姜清波考述了百济王室及其后裔在唐朝的生活情况。[175] 刘海霞以学术界关注不多的新罗王金春秋与唐太宗庙号相犯事件做切入点，分析了唐与新罗的关系，认为金春秋的庙号确实存在，而新罗人并不是无意触犯唐朝的庙讳，新罗私自保有金春秋的这一庙号，说明新罗的实力的增强，唐罗关系发生了转向。[176]
    范明三、金成熺介绍了韩国忠清南道燕岐郡古老的碑岩寺保存的“癸酉铭全氏阿弥陀佛三尊石像”，认为其是具有浓厚的北朝风格的盛唐作品，反映了乱世时代民间的祈望。[177] 栾国琴对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出土遗址、形制等进行详细介绍，分析百济金铜大香炉中的中国文化因素。[178] 王永生将朝鲜半岛出土的货币与中国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朝鲜钱币完全是在中国影响下，仿照中国钱币式样铸造的，属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文化体系的重要成员。[179] 芦敏分析了宋与高丽之间移民的背景和移民活动，阐述了宋人移民高丽的特点。[180] 白承镐梳理了高丽商人对宋贸易活动，分析了高丽海商贸易活动经历“活跃——萧条——再活跃” 三个发展阶段的原因及影响，认为高丽国内政治环境是根本原因。[181]
    花兴、魏崇武对宋丽两国间典籍交流的进行了分析。指出民间渠道与官方交流有着较为明显的分工；宋是主要的书籍输出国，其输出书籍囊括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高丽也向宋输入了许多珍贵典籍，弥补了宋某些书籍散佚不全的缺憾；使团来往为主的官方交流仍是双方文献交流的最重要方式。[182] 李海涛根据高丽僧侣谛观的活动探讨了朝鲜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认为高丽僧侣谛观应吴越王之请入宋，不仅带来了中国天台宗所缺失的教籍，还著述了《天台四教仪》，为天台宗僧提供了宗派入门书，从而为吴越与高丽之间的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3]
    金哲洙认为高丽中期儒学受北宋新儒学的影响，出现了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它体现了高丽儒学的新发展。高丽中期的儒学新倾向与北宋新儒学思潮仍有很大差异，高丽中期的性理学缺乏北宋新儒学的批判意识和道统意识，缺乏强大的生命力。[184] 李甦平认为朱子学由元朝时高丽人安珦、自颐正等人传入朝鲜半岛，经过李齐贤、李穀特别是李穑、郑梦周等人的演绎与发展，变成了治国的官方思想。[185]
    陈伟庆、包国滔认为宋与高丽的音乐交流主要发生在北宋，尤其是在神、哲、徽宗三朝，来自宋朝的大晟雅乐成为朝鲜半岛雅乐系统的源头，对高丽音乐舞蹈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86] 朴延华、张雪芳对高丽王朝时期女子服饰进行研究，探讨了高丽女子服饰发展的渊源和服饰的特点，认为中国服饰对高丽女子的服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