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确定性。由于历史规律归根到底是人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而人的认识并非是同一的和一成不变的；也由于历史规律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这一极其复杂而又无法重现的事物；因此，倘若依据罗素关于科学是确定的知识的定义，我们便不难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规律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两点：
    1.多样性。这是指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存在着多样性。人们对任何一种历史规律，都不可能象对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都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所以任何一项成果尽管在被验证之前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设想，但只要某种设想一旦被证实了，它就会得到确认。历史规律则不然。由于历史学家的信仰、利益、角度、方法的不同，面临的时代环境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以及接触和使用材料的不同，他们所总结的历史规律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历史学派，每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都曾提出过很多在他们看来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被总结出来的任何一条“历史规律”，又都是只被一部分历史学家所承认，而未能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对于究竟应该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认识历史规律，以及认识到哪些规律，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种种差异。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展开的一系列关于历史分期、历史动力等问题的讨论，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差异。
    在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不同认识中，当然存在着正确与谬误的区别。因此，只有掌握正确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可能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表象，看清历史演进的主线与倾向。例如，社会达尔文学派所看到的就仅仅是人类社会中次要一面的某些现象，却看不到人类的发展终归是日益走向进步和光明的主流趋势。所以，对于同一类的重复的历史现象，只有掌握正确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工作者，才有可能“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18）。
    此外，一般来说，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又都有着他们总体上的特点和局限性，这是由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以及当时社会发展的总水平所决定的。这种总体性的特点和局限性有时候表现得是那样明显，以致人们往往可以毫不费力地依据它们辨认出作者所处的时代。
    所以，一方面，历史工作者应当努力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力求使自己所总结的历史规律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历史认识的时代局限性，才能使自己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不为“认知定势”所羁绊，跟上不断发展的时代步伐。由此可见，当我们对某个历史规律--特别是那些被当代历史学家总结出来的新规律--究竟是否正确做出判断的时候，应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2.可变性。历史学家所总结的历史规律不但是多样的，而且是可变的。这种可变性反映了人类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乃至历史学本身发展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它不但表现为人对历史认识的由表及里的深入，还表现为新认识对旧认识的纠正和否定。这是中外史学史上人所共见的事实，无庸赘述。
    恩格斯在强调世界是变化的过程时曾经指出：“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来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19）因此，一切抱有科学态度的历史学家总是敢于否定前人和自己所总结的、已经被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历史认识。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修正和深化，人类才可能逐渐完善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但它却能帮助人类一步步地逼近这种真实。
    四、关于历史选择本文探讨了历史规律的定义和它的基本属性。作为结尾，想说几句不算“题外”的话。
    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的“规律”与“必然”的研究，似乎仅仅成了对既往历史的解释，而完全忽视了选择的作用与选择的可能。由此形成一种“存在即必然”、“存在即规律”的倾向，即已经发生的就是被历史证明是必然的，因而也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在讨论随机性系统和不确定系统的时候，已经证明了“非必然”的存在。而只要是承认了“非必然”的存在，也就是承认了选择的可能。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历史并非一定就是最佳选择的历史。历史的这种选择的可能之所以往往被忽视，是因为历史的选择不可能象自然科学中的结论那样，可以通过反复的试验而被证明。因此，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就不易被看清楚。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选择而得到的不同结果之中，看到这种选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