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偶然反映必然”、“必然支配偶然”之类判断，说明的就是在这种随机性系统的概然性规律中所表现的历史现象和过程。在我们上面举的这个例子中，任何一个具体王朝的统治者究竟会采取哪一种措施，都可能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因素，诸如君主个人的经历、学识、气质，辅佐大臣的能力和才干等等，但是在由这些偶然因素所决定的政策里却反映出一种总体上的倾向，即大多数新王朝的统治者最终都认识到还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于自己的统治有利。
    应当指出，我国史学以往由于忽视了概然性规律的存在，总是把必然性等同于规律性。因此，所谓“偶然反映必然”，实际上指的是“偶然反映规律”。在随机性系统中，偶然的确是反映规律的，但反映的是规律性的概率，即概然性规律。
    此外，在人类历史中还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是受纯粹偶然的因素支配的，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与“规律”没有关系。而我们以往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乃至否定了这种不确定系统的存在，从而赋予了“偶然反映必然”之类判断具有一种不加分析和限制的绝对性。这种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和偏执，同样导致了对“必然支配偶然”、“偶然反映必然”一类概念的滥用。
    再举一个经常被人们用来说明“偶然反映必然”的例子：在几乎所有论述历史规律的专著和论文中，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建立他的大帝国，都被说成是在蒙古草原经济发展、各个部落强烈要求统一的条件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成吉思汗，蒙古的统一仍然会由别的蒙古人来完成。成吉思汗的个人作用仅仅是使这一统一的成果表现得更加辉煌而已。这样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过程大大地简单化了。因为，要真正证明成吉思汗的个人作用不过是反映了“蒙古统一”这一“必然”的“偶然”，至少应当搞清楚下列问题：第一，游牧社会的经济特点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政权形式的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蒙古的草原经济在成吉思汗时期究竟有哪些发展？这些发展与蒙古统一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第三，明清时代的蒙古经济，较之成吉思汗时代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如果象一般承认的那样是继续发展了，那么为什么明清时代的蒙古不能实现统一？第四，究竟什么是蒙古人民对统一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哪些地方？第五，如果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是由于蒙古人民要求统一，那么明清时期蒙古长期分裂，难道是明清时期的蒙古人不要求统一了？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就做出那种简单化的结论，至少是轻率的。
    笔者认为：蒙古民族的生存条件是一个仅仅适合于单纯性游牧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游牧自然经济与农业自然经济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它的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独立性。因此，在以单纯的游牧经济为生的民族里，从来不存在象农业民族那种严格意义的对“统一”的追求，而是始终并存着两种倾向：一方面，人民要求过和平的生活，要求避免那种无休止的部落间的相互攻伐，所以希望建立能够保障和平的部落联盟和实现某种程度的“统一”；另一方面，在部落内部、部落间和部落联盟间，又始终有着希望能够自由放牧、自由迁移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要求。所以，在一切单纯游牧的民族的历史上（农牧业混合自然经济的民族另做别论），总是一般地、长期地呈现出松散联盟的政治组织形态；我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等，都是如此。因此，要真正弄清楚成吉思汗为什么能够建立他的空前绝后的游牧大帝国，必须在详尽占有史料的情况下去做认真的具体分析，而不应归之于一两条“蒙古各族要求统一”之类简单化的一般结论，那实际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出现了成吉思汗这样一个人物，那么蒙古各部落之间就完全可能在很长时期内仍然处于不能统一的状态。因为，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那种一律把“偶然”与“规律”联系、又把“规律”与“必然”等同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所以，当我们用是否符合规律来判断一事物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规律本身的性质和这一规律存在的条件，然后才能确定它的应用范围。
    （3）在古代，就任一特定的人类社会而言， 越是在长期的历史运动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必然”的作用体现得越明显。而相对于任何一个较短时期的具体历史来说，则存在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外部条件确定之后，只有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而历史的无数具体事件和过程则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例如，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这块特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地域内，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的发展总趋势就是一种高度成熟和长期延续的农业自然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政权形式、意识形态、乃至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的存在，--这种总趋势是必然的，只要外部条件不改变，它就必然呈现为这种发展状态。但是，在这一总趋势的具体过程中究竟出现过哪些王朝，发生过哪些事件，这些王朝是延续得长一点还是短一点，疆域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阶级矛盾是激化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以及某次农民起义在何时何地发生、取得何种结果等无数具体事件和过程，都取决于无数的偶然因素，如领导者具有什么样的才能和品格，采取了哪些方针策略，乃至发生过哪些意外的天灾人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