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我们谈论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这一规律赖以存在的特定条件。例如，奴隶社会就并不是所有地域的人类社会都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顺便说一句，在我国先秦史学界，近年来认为我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根据笔者的不成熟的看法，完整地、一环套一环地按照社会制度更替的严格次序经历五个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一般在自然地理环境上需要具有两个条件：第一、这种自然环境必须不但适宜渔牧式生产，而且同时适宜农业生产。第二、它还必须具有一定的、适宜航运发展的地理条件。因为在近代新式运输工具出现之前的古代社会，水上运输是唯一运费低廉、从而不但使奢侈品、也使日用必需品的贩运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而正是由于这种事业的普遍发展和繁荣，才使奴隶社会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正如商品的社会化生产是近代在生产资料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存在的基础一样，把产品作为商品出卖而不是自给自足也是古代奴隶生产方式存在的基础。所以，以奴隶生产作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奴隶社会，不在于有没有奴隶存在，而在于奴隶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什么位置）的奴隶社会，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类由于航运便利而非常适宜古代商品经济发展、乃至以商业立国（如雅典）的少数国家。奴隶制度是古代商品经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古典形态。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奴隶社会，与大陆性农业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关系极大，而我们以往在争论什么是奴隶、奴隶生产和奴隶社会的时候，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此外，就人类社会自身而言，奴隶制度的发展和繁荣还需要一个条件，即必须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因为奴隶生产是一种最残酷、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的奴隶寿命很短。罗马的奴隶制最繁荣的时候，也正是它向外武力征服和扩张最猛烈、因而俘虏（奴隶）来源最多的时候。例如在罗马侵略马其顿的第三次战争中，仅伊庇鲁斯（Epirus）地方的市镇在一天之内就有十五万居民被卖做奴隶。凯撒曾告诉别人，单是由他经手出卖的奴隶就达一百万人，而随着罗马的征服达到它的力所能及的最大边界之后，由于丧失了大规模的奴隶来源，其奴隶制度就很快衰落了。奴隶制度问题，十分复杂，此处只是扼要提及笔者的主要看法，容另外探讨。
    因条件的改变而使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从而导致文明的中断和衰亡的事例，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并不少见的。现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已经揭示了某些民族的文明长期停滞、倒退乃至灭亡的原因。
    例如，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在印度的信德省拉尔卡纳县的莫亨焦一达罗和旁遮普省蒙哥马利县的哈拉巴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发展高度远远超过了许多个世纪之后的印度社会。当时的城市具有许多结构精妙的大厦、宽而直的街道、精心设计的下水道系统、富丽堂皇的公共大浴室和游泳池，等等，说明那曾是一个巨大、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主要是印度河河水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和大规模的泛滥），这里的城市曾多次毁灭，又多次重建。经过许多个世纪之后，它们终于被遗弃，于是这一古老文明就衰落了。
    再如，作为人类辉煌的古典文明之一的玛雅文化，在公元四--十世纪时曾达到全盛。但是，在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的五十年左右时间内，玛雅各城市的所有建筑突然停止下来，并遭到毁灭。其原因，据说与瘟疫和飓风有很大关系。以后，一部分玛雅人迁走，在其它地区（尤卡坦半岛北部）开始了一次玛雅文化的复兴，但其规模和高度已远远不能和原来的玛雅文明相比。而原在危地马拉地区一带的古玛雅文明，则始终未能再恢复，当年壮观的坛庙和金字塔均被弃诸荒野丛林之中。
    这种文明发展的突然变化，是由于条件的突变而导致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突变。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们当然不妨把这种文明中断衰亡的现象视作偶然或特殊的现象，但这种“偶然”却不能也无法反映什么“必然”，而只能说明条件不同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各有不同。
    （2）对条件相近或相似的人类社会来说， 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表现于“概率”之中。除此以外，历史中还有大量纯粹偶然的事物，它们与“必然”没有关系。
    前面说过，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运动系统。同样，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运动系统。
    一类是具有“必然规律性”的确定性系统。例如，不同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人类社会，都经历着一种呈现出共同性的发展状态，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出现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于是，马克思主义就从中总结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必然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另一类是具有“概然规律性”的随机性系统。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皇朝或王国建立之初的改朝换代之际，新统治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多是大致相同的：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海内萧条，人口锐减”，人民疲惫，田园荒芜，生产凋零。面对这种情况，有的统治者对人民采取了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政策，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时期的一些君主。但更多的一些统治者则是采取了程度不同的与民休息的措施，发展生产，休养民力，使满目疮痍的社会得到重建和恢复，例如汉、唐、明、清的一些君主。历史学家从这些重复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一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让步政策”。由于并不是所有新王朝的统治者都实行过“让步政策”，因此它并不是一种必然性规律。但这类现象在历史上又确实是多次出现过，因此它的确是一种规律--一种概然性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