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的意义
    在美国革命运动中，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维系13个邦之间联盟的政府，一直是一个困扰革命者的急迫问题，在大陆会议代表中间也存在激烈的争论。1781年依据《邦联条例》建立的邦联政府，是一个各邦之间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且由于《邦联条例》第二条承认“各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等一切权利”[18]（p740），从而使邦联政府成为权力极其有限的联盟。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中称之为“一个头脑听从四肢的政治怪物”。因此，自从《邦联条例》制定后，改革的呼声便日益高涨，直到制宪会议制定了《联邦宪法》。
    仔细分析制宪会议前的政治辩论，核心是如何加强邦联政府的权利以及如何保护个人财产、协调邦际利益。在邦联体制下，国会没有权力来裁定邦际问题，只能以组织委员会的形式来协调。安纳波利斯会议原本就是解决邦际利益冲突的一次邦代表协调会议。
    1785年，未经邦联国会授权，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邦的代表私自就解决两邦间的商业利益纠纷与有关波托马克河（the Potomac River）和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航行权问题签订协议。“无论合法与否，在当时条件下，（这个协议）好像是解决（邦际）问题的有效途径。”[19]（p8）它的成功，鼓励了两邦代表准备在第二年举行更大规模的会议。马里兰代表建议，为了解决涉及该地区邦际商业贸易纠纷，召开一个包括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在内的大范围的协调会议；弗吉尼亚代表提议召开一个包括邦联各邦参加的有关邦际商业贸易政策协调会。这个提议受到许多邦的赞同，各邦很快行动，任命了会议代表。
    协调会议原定于1786年9月4日召开。弗吉尼亚代表提出倡议后，先后有9个邦接受邀请，并表示赞同，任命了代表，然而直到9月11日，才共有12名代表到会。会议地点选定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但举行会议时，仅有弗吉尼亚、纽约、特拉华、新泽西、宾夕法尼亚5个邦的代表出席，另外4个邦也派出了代表，但是他们没有及时出席会议。而且，纽约和宾西法尼亚代表团都只有一名代表参加，不足法定人数。
    尽管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足法定人数，会议还是在9月11日开幕，并选举特拉华邦代表约翰·迪金森为主席，[14]（p321）同时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向与会各邦递交的会议报告。纽约邦代表汉密尔顿是否被推选或者自愿成为会议报告的起草者，现有材料尚难以确定，但他确实在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会议报告的最后起草人。（注：“汉密尔顿是否是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汉密尔顿的传记作者布罗德斯·米歇尔认为证据不足（Broadus Mitchell,Alexander Hamilton:A Concise Bi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76.p143），而史学家马克斯·法兰德则认为汉密尔顿是被任命为会议报告的起草者（Max Farrand,The Fam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3,p.9），还有的学者认为汉密尔顿不是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却担任了会议报告的起草人（William Winslow Crosskey and William Jeffrey,Jr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22）。）在会议报告初稿中，汉密尔顿一开始就明确指出，除了有代表出席的各邦，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北卡罗来纳也已经任命了代表，但是它们的代表从来没有出席会议。对于邦联政府在管制邦际贸易问题上的无能为力的状况，汉密尔顿极为不满，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试图进一步阐述现存邦联体制的明显缺点。从当时部分代表缺席、代议制有缺陷的实际状况来看，报告如此起草显然是“不明智的”。[14]（p323）果然，弗吉尼亚邦长埃德蒙·伦道夫看后表示不满，认为措辞太强烈，容易导致邦联内部的分裂，破坏美利坚的联盟事业。为此，两个强硬人物互不相让，从而使会议报告的拟订陷入僵局。这时，麦迪逊把汉密尔顿拉到一边，悄悄告之伦道夫在弗吉尼亚邦的威望，并建议汉密尔顿先屈从于这位权势邦长，否则会议报告就会失去弗吉尼亚的支持，进而会影响到其他邦对报告的支持。随即，汉密尔顿修改了报告的内容，这样“报告的请求变得温和，以适合那些人的胃口”[20]（p143）。
    9月14日，汉密尔顿向邦联国会、各邦议会提交会议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基于上述（对邦联形势的）认识，会议代表们怀着无尚的敬意，请允许他们一致向国会提出如下建议：如果与会代表诸邦达成共识，竭尽全力与其他未指派代表的各邦合作，在明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聚会费城，考虑合众国面临的形势，做出他们认为必然的进一步规定，赋予邦联政府足以应对联盟紧急事件的必要宪法权力，这是当前增进联盟利益的必要要求。同时，与会代表请求将为这个目的而拟订的报告递交国会，经他们同意后，再经过各邦议会批准，这也同样有效地增进联盟的利益。”[16]（p70）报告中最明显的请求是建议国会于1787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召开一个全邦联的会议。这个报告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提出建议，而是用很大的篇幅分析建议的合理性，进而论证建议的合法性。
    首先，报告着眼于整个邦联的危机和解决办法，而非单纯的会议总结。汉密尔顿是一个律师、纽约银行的创始人、杰出的国会议员，其政治经验使他始终关注各邦具体的经济利益、个人经济权利问题，乃至对《邦联条例》所规定的邦联政府有限的权力表示极大不满。早在《邦联条例》未生效前，汉密尔顿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指出，国会应该享有“完全主权”。[14]（p137）邦联政府建立后，他又时常抱怨“邦联的致命弱点是国会在商贸、外交和国内问题上毫无权力”。1786年春，纽约邦议会不准备加入第三届邦联国会，汉密尔顿起草了纽约市民请愿书，呼吁立法者“不要对广大邦联民众期盼统一措施的热情充耳不闻，对这些统一措施的无限拖延就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将给那些审慎的绅士的信心和责任感造成伤害”[20]（p140～141）。但是，他的“赋予邦联国会完全主权”的改革计划还是被国会拒绝。尽管如此，汉密尔顿并没有放弃改革的希望。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他实施改革的又一次机会。会议报告由协调邦际商业贸易的会议目的立论，阐明解决这一问题的各邦建议，结果与会各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如果不采取措施加强邦联管制邦际商贸的权力，各邦之间的利益冲突便难以协调，因此，各邦联盟实际面临分裂的危险，邦联的利益便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全邦联会议，思考邦联的形势，提出建立更好的中央政府以应对危机的建议，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由此观之，借一个不成功的商贸协调会，汉密尔顿审慎地阐明邦联危机和改革的迫切性，进而让国会议员、各邦议会、邦政府的官员同意召开费城会议。正因邦联存在严重危机以及改革的持续受挫，汉密尔顿对邦联体制的重重危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至于他后来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15、16、21、22篇中，深刻指出：目前的邦联政府不足以维系各邦的联盟；现行国家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摆脱迫在眉睫的无政府状态。[21]（p73～74）随后，他又从邦联的立法原则，邦权的强大，邦联法律缺乏支持的基础，各邦政府不能相互保证、信任，邦联难以管理商业和各邦平等投票权等角度，分析邦联的危机所在，论证推行宪法改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