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与个人
    希腊社会在经过提修斯改革、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消亡了。氏族血缘关系枷锁的解除，使个体丧失了在境遇发生变化之时在氏族中受到的保护，个人要想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这种变化使希腊人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认识到人之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独立具体的人。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的主观判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奴隶不自由的本质并不在其失去了人身自由，而是丧失了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这种自由的丧失才是奴隶成为奴隶的标志。而拥有这种自由的“希腊人可以自由地思考这个世界，摒弃所有传统的解释，不听任何祭司的教条，不受任何外界权力的影响来追求真理”。[13]（P22）自由是一种“天赋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一个人无论思想什么，只要想在肚里秘而不宣，总没人能禁止他的。限制他的心的活动者，只有他的经验和他的想象力”，[1]（P1）这种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17]（P322）“自由”也就变成了个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了。这种“心灵的最高定性”在自由观念诞生之日便有了。当古希腊人的生存自由受到自然力的阻碍时，最初正是借用这种自由形式把面目可憎的自然力转化为幻想出来的神灵，从而在内心世界里实现自由的。随着古希腊人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这种自由形式潜伏在人的内心深处，是苏格拉底的审判使古希腊人开始正视这种早已存在的自由形式。而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早已开始用大胆的哲学思辨表达这种自由。
    泰勒斯笃信人的主观力量，提出“一切是水”。这一个命题也深刻表明这一时期古希腊人的精神状态的变化：由“只相信人和神的实在，而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人和神的伪装、面具或变形”，转变为“人是事物的真理和核心，其他一切只是疑似和幻觉的舞弄”。[18]（P31）人的精神是自由的，对“自由”的笃信使古希腊人开始毫不犹豫地自主界定世界的基础，或者说是认识、知识体系的基础，而不用借助“神话式和譬喻式”了。换句话说，古希腊人对自由的追求由对外在客体的克服，转向了相信人的力量，从而在人的内心世界寻求自由。
    如果说，泰勒斯还只是“以概念的形式”把古希腊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从“神话式和譬喻式”的表达方式中初步解救出来，那么普罗泰戈拉则是进一步将古希腊人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具体化。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9]（P138）将全部现象（包括人的行为）的依据归结到“人”--这个认识和行动的主体本身。实际上，普罗泰戈拉“并不只是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且宣布：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20]（P66）这不仅仅表明人已经脱离神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且也暗示一切人都拥有这种“尺度”权利--这也就将政治上自由平等的权利从认识论上予以确认，从而将具体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与精神世界里的自由统一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普罗泰戈拉对人的笃信既是古希腊人对自由追求的结果，也为古希腊人进一步实现精神上的自由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理路--将自由的实现问题引到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上。表面看来，普罗泰戈拉将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和探求过我自己”这一认识扩及到对整个人的自由状态的探求上，实际上，普罗泰戈拉是将自由的实现问题退缩到了精神世界，且认为精神世界的自由实现比政治上的自由更为现实、重要。这并不是普罗泰戈拉看到了政治生活中自由平等实现的血腥性而退缩，从而选择一种较之更易于实现的精神上的自由，也不是因为精神自由更能体现古希腊人所追求的自由本义--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而是因为精神世界的自由是政治上对自由平等追求的根源和力量源泉。简言之，精神上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由此，古希腊人对自由的探索起点与终点都落到了精神自由上。
    无论是泰勒斯还是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等，都还只是“用直觉把握真理，而不是靠逻辑的引线攀援真理”，[18]（P88）他们对自由实现的理解仍然建立在一种主观体认上。苏格拉底才真正理清了这种自由的实现途径。他主张从个人的内心世界着眼，通过个人的伦理化达到全社会的伦理化。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自由的人是明白自己自由权利以及自由目的的人，而不是空有人身自由而在思想上沦为奴隶的人。因而，在公民没有认识到自由的本意之时，城邦试图创立一种社会秩序以调和每个公民对自身利益的理解，这最终将造成个体自由遭到践踏。在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没有认识清楚“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的真义，而实施所谓的自由权利，实际上是在滥用自由、剥夺自由；自由只有在人理解了它的本意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因而实现自由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内心世界。
    与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等相比，苏格拉底不回避神秘的事物。他将神话时代的神秘转化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神秘“灵异”。这种“灵异”不同于古希腊人常常信奉的神谕：古希腊人托庇于神谕，是因为“人民并不是决定者，主体不能自己作出决定，而是让另一个外在的东西给自己决定”，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缺乏“主观自由”；[20]（P87）而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介于神谕的外在的东西与精神的纯粹内在的东西之间”的、“一种有异于希腊宗教中通行方法的方法”，这种“灵异”实际上意味着“现在人是按照自己的识见由自己来作决定”。在苏格拉底对神谕以及人自主性的理解当中，“我们看到了认识的自由，亦即自己独自决定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善的；这种自由已不受共同生活的约束，而包含着一种意义，即是：人对于他自己所应当作的特殊事务，也是独立的决定者，自己迫使自己作出决定的主体”。苏格拉底正视神秘事物的结果是“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替代神谕”，[20]（P86）从而真正将自由的实现建立在了自主的意识基础之上，也为其政治理论中的自由平等找到了伦理根据。苏格拉底试图通过内心善的个人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自由，随着苏格拉底被审判而在实践上宣告破灭了，然而苏格拉底认为“灵魂思索得最好，但它只要可能总愿意是孤独的，它离开了肉体，尽可能避免与肉体有任何联系或接触，并伸向现实”，[15]（P226）对于这样一位是肉体为灵魂思索的负累、认定哲学研究主题就是死亡而已的哲人来说，死亡是一种自由，是一种捍卫自由的方式。苏格拉底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极度期望摆脱外部束缚的人面临生死问题时的真正“生存与自由”的权威榜样，苏格拉底是“哲学的殉葬者”，对他所进行的审判与处决“不是司法上的他杀，而是司法上的自杀”。[21]（P109-112）
    苏格拉底以死的形式最终实现了个人自由，而活着的古希腊人依然要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对自由与奴役的痛苦抉择，达奈俄斯的女儿大声疾呼“我宁愿死于上吊的圈环，也不会接受拥抱的磨难，被一个我所厌恨的男人拖拽；让我死去”。在古希腊人看来，与其失去自由而“痛碎我的心灵”，毋宁选择“一面深寂、突兀、鹰鹫盘旋的毚壁，让它见证我的坠跳，落向无底的深渊……死亡意味着自由，不再受痛苦 和哀号的缠绵”。[22]（P53）“死亡意味着自由”并不是宣扬“死即是自由”，而是在失 去自由与死亡的两难之间，宁愿选择死亡。这体现了希腊人对自由的渴求，有“不自由 毋宁死”的决心与勇气。古希腊人欣赏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赞美普罗 米修斯的行为，是因为普罗米修斯宁愿被缚在崖石上受苦受难、也不愿做宙斯忠顺的奴 仆的行为，彰显了执着追求自由的精神。普罗米修斯的这种行为是对古希腊人自身心理 的一种反映，也是古希腊人决不妥协地捍卫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世界走向衰败，古希腊各城邦失去往日的光辉，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立，先后被马其顿、罗马征服。频繁的战乱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动荡，致使无力抗争的人被迫逃避现实、躲到内心世界里去，构建心灵的自由王国。伊壁鸠鲁从理论上为古希腊人的这种出世心理作了阐释。在伊壁鸠鲁看来，人的自由就是理智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自由的获得，首先全靠懂得“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和“不仰仗任何主人”这些道理；其次，“知足的硕果是自由”，[23]（P208-209）只要用理性抑制情欲和奢望、满足于少量的东西，就能在人的内心上实现自由。除此之外，自由还是摆脱周围社会，摆脱“一般人”的意见，摆脱徒劳无益的政治倾轧和角逐而离群索居、以保持精神的安宁和身体的无痛苦。伊壁鸠鲁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在心灵周围筑起一堵围墙，以此挡住那时时袭来的外在压力，从而构造出一个心灵的自由。隔绝了外在世界的各种压力之后，人仍有自由意志、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拥有决定事变的主要力量”、“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形成了使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24]（P369）伊壁鸠鲁的这种心灵自由避开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但既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征服它，又不像在神话中从观念上以自己创造的神征服了它。这种自由是一种非现实的、虚幻的自由，是一种意识的自由、主体的自我体会。伊壁鸠鲁对自由的设置，仅限于在意识活动中的主观性中寻找自由的根据，因而这种“思想的自由只是具有纯粹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真理，这个自由丧失了生活的充实内容，……它也仅仅是自由的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自由”。[25]（P6）
    伊壁鸠鲁的意识自由与现实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恶化，致使伊壁鸠鲁的后继者们在反复强调自我意识自由而仍无法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之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由地死去。在他们看来，自杀是自由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和最后证明。芝诺、克里安特、安提帕特等这人都是以这种方式证明了意志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地死去已不能和苏格拉底的选择相提并论了，仅仅只是哲学家们的个人选择了。到希腊后期的犬儒学派所谓自由就完全变成了一己私事，什么自由都已经不重要，“把他卖掉，他也不在乎，他认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自由的”。[26]（P77）这种自由已经是一种出世的遁逃哲学，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消极抗议，已经全然失去了激励人心、开启智慧的意义了，从而沦为一种庸俗的处世原则。即使如此，犬儒学派对自由的态度与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哲人对世界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抗争。
    亚里士多德说过，“有一种生活，远非人性的尺度可以衡量：人达到这种生活境界，靠的不是人性，而是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力量。有人说，我们作为人要去思考人的事物，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人的劝说，而要依照他们内心中的那种更高尚的事物的要求来生活，虽然这种事物很渺小，但是，其力量和价值超过了一切”，[27]（P216-217）这就是希腊人所孜孜以求的自由、是古希腊人始终坚持不渝的自由精神：凭借人自身的力量去主宰自己的一切，包括死亡。也正是这种自由观念衍生了希腊世界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收稿日期：2003-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