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宪政思想的突破
    马萨诸塞立宪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宪法讨论，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 宪政理念，和1780年宪法本身一样富有价值。在此前各州的立宪过程中，均未出现类似 规模和深度的宪法讨论。马萨诸塞作为反英运动的中心和独立战争的策源地，在独立前 夕的政治辩论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1776-1780年间，关于宪法的讨论在马萨诸塞政 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可视为此前政治辩论的延续，也是政治自由主义进一步常识化 的重要侧面。以托马斯·艾伦为首的“伯克希尔立宪派”，在西部到处宣讲立宪政府的 要义；在东部则有所谓“埃塞克斯帮”，他们在审议1778年宪法以后提出了《埃塞克斯 决议》，系统地表述了他们的宪政思想。（注：Ronald M.Peters,The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 of 1780,pp.29-31.）此外，在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用笔名发表在报纸 上的政论文章、牧师的布道词、村镇会堂的讨论、村镇会议给代表的指令以及政治人物 之间的通信，都生动地显现了宪法讨论的热烈程度。
    这种讨论并非以理论创新为指向，而是运用现有的概念和话语来讨论具体问题，因而 相似的观点和主张，也可见之于其他州和其他场合。也就是说，马萨诸塞的宪法讨论展 现了革命时期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人们用他们所掌握的理论资源来解释传统 、国情和形势，或用理论为制度设计提供合理性依据，或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 计。但是，这场宪法讨论也有引人注目的独特之处。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使用同样的话 语和逻辑，来讨论同样的问题，这表明，自独立战争前的政治辩论以来，政治理论的常 识化进程在不断走向深入。一些村镇提交的宪法意见，拼写很不规范，语法也多有讹误 ，但其理论前提和具体建议却与公开出版的小册子大致相同。举凡自然状态、社会契约 、人民主权、自由、权利、平等、分权、平等代表权等理论和概念，在村镇的意见书和 指令当中随处可见。有些居民不过几百人的偏远小村，人们讨论的问题、使用的话语以 及论说的方式，均与波士顿居民如出一辙。经过革命前夕的政治辩论和革命时期的宪法 讨论，马萨诸塞民众不仅熟悉了各种政治理论，而且能有选择地运用这些理论，以解释 他们的政治经验，表达他们的现实要求。来自书斋的高深理论变成了民众口头的常识， 并能为其日常政治生活提供合理性的有力支持，这确实是革命时期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 突出特色。
    研究美国早期政治思想的学者大多认为，从独立战争前的政治辩论开始，经过革命时 期的立宪运动，美国人的宪法概念在不断演变，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为当时的英国人所不 及。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中，宪法尚未取得根本法和至高法的地位。北美殖民地居 民在与母国的政治辩论中逐渐意识到，宪法是不同一般制定法的根本法。有的学者断定 ，到1776年，宪法的观念已不需要任何讨论，几乎取得了“不言自明的真理”的地位。 （注：Willi Paul Adams,The First American Constitutions,p.22.）但实际情况并非 如此。在马萨诸塞立宪运动中，人们就宪法的概念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从而使宪法的内 涵更加明确和完整，更接近现代的宪法理念。而且，通过这种讨论，宪法的概念深深嵌 入大众意识之中，为宪政文化的形成做了观念准备，而宪政文化对于宪法的实施具有不 可或缺的意义。
    在马萨诸塞的宪法讨论中，宪法被视为稳定和长久之法。“伯克希尔立宪派”表示， 他们希望新宪法“具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广泛基础，这一基础无论时间多久都不会 受到腐蚀，将与日月一样永世长存”；（注：Pittsfield Memorial,December 26,1775. In Handlin and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64.）因为只有基础稳固才能保证 宪法的固定性和永久性。布斯贝村镇居民在1778年提出，用一部宪法来“保障个人的权 利，确立权力的最平等的分配，规定权力的最忠实的运用，同时自身又具有稳定性和长 久性”，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注：Returns of the Town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1778:Boothbay.In Handlin and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 p.245-246.）在1779-1780年制宪会议的主席詹姆斯·鲍登看来，“会议面前的这件工 作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久性的，是旨在为这个共和国最久远的时代谋求利益的工作” 。（注：Quoted in Marc W.Kruman,Between Authority & Liberty,p.19.）这些言论都 涉及了宪法的稳定性和长久性，而这两点正是宪法区别于一般制定法的基本特征。
    宪法不仅高于制定法，而且还是制定法的基础和依据，这种至高法和根本法的观念， 在马萨诸塞宪法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阐发。“伯克希尔立宪派”指出，在“自由政府” 中，“根本宪法是立法的基础和平台，它确认人民的权利、豁免和自由，规定人民选举 文职和军事官员的方式和频率，限制和界定统治者的权力，由此提供一个反对暴政和专 制主义的神圣屏障。……立法者站在这一基础上，制定与之相符的法律”。（注：Statement of Berkshire County Representatives,November 17,1778.In Handlin and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375.）有的村镇居民还谈到，宪法作为根本法 和至高法，是绝对不能由立法机构制定和修改的。人们意识到，一部可以由立法机构改 动的宪法，就不能很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特权免于权力的侵夺。（注：Returns of the Towns（1776）：Acton.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158.）
    这也就是说，宪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宪法首先是对权 力和掌权者的约束。用一个马萨诸塞人的话说，宪法乃是“掌权者应当时时遵守的规则 ”。（注：Quoted in Marc W.Kruman,Between Authority & Liberty,p.19.引文中的黑 体字系原文所有。）宪法既是人民自由的保障，就必然对政府权力构成限制。康科德村 镇会议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就确切涵义而言，宪法旨在确立一套原则，以保证居民拥 有和享有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免受政府方面的任何侵夺。”（注：Returns of the Towns（1776）：Concord.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 p.153.）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宪法必须包含权利宣言。许多村镇之所以拒绝1778年宪法 ，主要是因为它缺少一份关于人民权利的宣言。（注：Returns of the Town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1778:Greenwich,Lenox,Brookline,Spencer,Boston,Lexington.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p.212,257,269,302,309, 317.）西部村镇莱诺克斯居民希望，借助一部宪法而“将政府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纯粹 自由的原则之上，人民的权利和特权由此获得保障，并能传之后代”。（注：Returns of the Town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1778:Lenox.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253.）1778年的《埃塞克斯决议》也表达了相似的 观点，并明确指出，立宪政府的最高目的，是使人民“成为自由而幸福的人民”。（注 ：The Essex Result,1778.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p.332,339,365.）1780年以前的各州宪法是否包含权利宣言，完全取决于制宪 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而马萨诸塞宪法的权利宣言则是民众自觉争取的结果。（注：一 些村镇在1779年给制宪代表的指令中，要求他们努力促成在宪法中加入一份权利法案（See Choosing Delegates:Lunenburg.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415）；艾萨克·巴克斯牧师在1779年向制宪会议的一位代表提出了 类似的建议（See Marc W.Kruman,Between Authority & Liberty,p.38）。）至此，宪法 的内涵变得更加明朗和清晰：它不仅仅是“政府的构成”，而是由权利宣言和政府框架 两部分组成的根本法。（注：马萨诸塞1780年宪法的前言中有这样的句子：“特同意、 制定和确立以下的权利宣言和政府框架作为马萨诸塞共和国的宪法”。参见The Constitution of 1780.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 ,p.441。）
    立宪权由谁来行使，也是宪法概念的重要成分。这个问题虽然在其他一些州也有讨论 ，但只有在马萨诸塞立宪时才得到切实的解答。人们在宪法讨论中不断强调，权力最初 是属于人民的，只有经过人民以适当方式委托的代表才能为他们制定国家的宪法；合法 的代议机构本是宪法的产物，而这样的机构在宪法问世之前不可能合法地存在，自然就 更不可能制定宪法。（注：Opinions of Hampshire County Towns,March 30,1779.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386.）按照“伯克希尔立 宪派”的说法，立法机构的权力来自宪法并以宪法为基础，故不能赋予宪法生命；否则 就会赋予任职者及其继任者无限度的权力；每个自由之邦的宪法必须被多数人采纳。（ 注：Statement of Berkshire County Representatives,November 17,1778.In OscarHandlin and Mary Handlin （eds.），Popular Sources,p.377.）专门制宪会议和人民批 准的程序，就是落实人民立宪权的基本方式。
    1784年，南卡罗来纳的托马斯·图德·塔克对美国人关于宪法的新认识做了如下归纳 ：“宪法应是全体人民的公开宣布的法令。它应是国家第一位的和最根本的法律，应当 规定所有授予出去的权力的限度。它应当被宣布为高于立法机构制定的一切法令，除非 按照宪法规定的常规方式而收集的多数公民所表达的同意，任何权力部门不得对它加以 撤销或变更。”（注：Thomas Tudor Tucker,Conciliatory Hints,Attempting,by a Fair State of Matters,to Remove Party Prejudice.In Charles S.Hyneman,and Donald S.Lutz（eds.），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1760 -1805.2 vols.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83,vol.I,p.627.）美国历史学家戈登 ·伍德对这段文字大加赞赏，誉之为宪法概念的总结性表述，在此后二百年没有根本性 的变化。（注：Gordon S.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281.）如果 回溯马萨诸塞的宪法讨论就可看出，这一宪法概念所包含的各个要素，都早已有了明确 的表述。仅此一点就足以显示，在美国宪法观念的形成中，马萨诸塞宪法讨论具有不可 忽视的重要性。
    此外，马萨诸塞立宪者还对宪法的形式进行了重大改进，确立了一种规范化的宪法文 本格式。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哈里·库欣所指出的，马萨诸塞1780年宪法首次对原来松散 和零乱的条文做了系统而清晰的安排，根据政府功能的不同而分章、分项排列。（注：Harry A.Cushing,History of the Transition,p.246.）1780年宪法由“前言”和正文 构成。正文的第一部分为“权利宣言”，共30条；第二部分为“政府框架”，共6章， 各章再分为若干项，分门别类地就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大陆会议代表、教育与文 化以及其他事项做出了一目了然的规定。这种宪法体例的优点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条理清晰，为此后各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的制定者所采用。
    马萨诸塞宪法讨论的另一贡献，在于为解决革命时期代表权的一个理论难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根据英国宪政经验和混合政府理论，王室、贵族和平民这三个社会等级，反映 在政府结构中就是王权、贵族院和平民院这三个政府分支，它们通过彼此的交叉制约而 实现权力的平衡。但是，在美国摆脱英国权威以后，王室和贵族不复存在，人民就成了 政府的惟一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区分代表权的不同基础、并据此设立不 同的政府分支呢？如果需要区分，又应当采用何种适当的方式呢？马萨诸塞有人提出了一 种新的理论，试图用“人身”和“财产”来区分代表的不同基础，以解释共和制下分权 与制衡的必要性。
    以“人身”和“财产”为基础来构建新的代表权理论，其出发点在于平等代表权。约 翰·亚当斯在1776年谈道，人数和财富都与代表比例有关，而“立法机构中的平等代表 权乃是自由的第一原则”。（注：Quoted in Peters,The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of 1780,pp.140-141.）帕森斯在1778年更明确地提出，“立法的惟一对象”乃是“组 成国家的个体的人身和财产”；由于立法通常同时涉及人身和财产，因而有必要同时得 到多数成员和掌握多数财产者的同意；如果仅得到一方的同意，就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同时，帕森斯还用多数人统治的原则来支持其理论，认为“在一个自由政府中，一项 涉及其成员的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如果未得到其成员中的多数的同意，包括国内拥有主 要财富的多数的同意，就不是有效的法律”。他的结论是，立法权必须由议会两院分开 掌握，一院代表“人身”，另一院代表“财产”。（注：The Essex Result,1778.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p.336,339-340,353-35 8.）这种理论试图调和混合政府理论、共和主义和社会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 却引出一个新的难点：在理论上基础不同的两类代表，却必须由同一选民群体从同一个 社会阶层中选出，两者的实质性差异究竟何在呢？无怪乎伦瑟姆村镇居民当时就意识到 ，“各村镇选出的代表，应当既是人身的代表，也是财产的代表”。（注：Quoted in Ronald M.Cushing,History of the Transition,p.269.）
    然而，正是这种存在缺陷的代表权理论，不仅直接体现在马萨诸塞1780年宪法中，而 且也给联邦制宪代表带来了一些启发。在费城制宪会议前夕，麦迪逊对改进全国政体做 了深入思考，他同样想到要以财产和人身来区分代表的社会基础，和帕森斯的理论可谓 一脉相承。（注：Jack N.Rakove,Original Meaning,p.41.）在制宪会议上，南部的一些 代表为了应对大州提出的比例代表制主张，极力倡导以财产为基础分配议席，其间反复 提到马萨诸塞的“人身”和“财产”两分的代表权原则。（注：Max Farrand（ed.），The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4 vol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vol.1,pp.469-470,475,542.）
    对行政权的重新认识，可以说是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建树。1776年各 州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信任行政权，并采取多种方式对它加以削弱和限制。这反映 了革命初期政治思想的一个取向：对英王和总督所代表的殖民地行政权深为痛恨，而对 代表制则满怀信心。人们一度相信，人民选举的代表必能忠实地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而行政权、特别是单一的行政首脑，则是必须防范的对自由的潜在威胁。在马萨诸塞 立宪运动初期，有人也抱有类似的想法。布斯贝村镇居民在1778年提出，州长、副州长 等职位在一个“自由之邦”是不必要的，他们可能成为人民自由的威胁；交给州长的权 力只能交给人民的代表，而不能为一个人所掌握。（注：Returns of the Towns on theConstitution of 1778:Boothbay.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248.）也就是说，州长非但不是人民的代表，而且是人民自由的对 立面。
    同样是在1778年，帕森斯就行政权和单一行政首脑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州长不是由国 王及其大臣任命的，“他的利益和国内每一个人的利益是一样的”。（注：The Essex Result,1778.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361.） 这种认识在1780年的宪法讨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1780年宪法设立了一个比其他各州行 政首脑都要强大的州长，制宪会议在公开信中就此解释说，州长乃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他不是由一个村镇或一个县选出来的，而是由全体人民选举的，因而将这种权力交 到他手中是安全的。（注：Address of the Convention,March 1780.In Handlin and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437.）有的村镇甚至提出，宪法赋予州长的权力还 不够大，州长应成为立法权的一个分支，可以否决两院的任何法案，从而防止两院对行 政权和司法权的侵蚀，以保持三种权力的适当平衡。在他们看来，“州长乃是全体人民 的代表和共和国的首席官员，那些未为他所同意的法律，既不可能得到有力的执行，也 不可能获得人民应有的遵从”。（注：Returns of the Towns on The Constitution of1780:Groton.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640.） 在有的村镇居民心目中，州长的形象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他是“首席官员和整个共和国 的惟一代表；是政治机构各个部分和各个成员联合的中心；他是全社会选出和指派的卫 士，以特别的方式捍卫宪法和整个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每个人在他那里都有同样的利益 ，和他保持同样的联系，把他作为他们的共同代表”。与州长形成对照的是，议员不过 是州内某个特定小地区的代表，将不受控制的立法权交到他们手中，乃是“极端危险和 失策的”。（注：Returns of the Town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1780:Wells.In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eds.），Popular Sources,p.735.）在这里，立法代表 在新的共和体制中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他们不再拥有人民的充分信任，地方代表权的局 限性也引起了注意；而单一的行政首脑则从自由的威胁变成了“全体人民的代表”。这 无疑是美国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变化。（注：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就约翰·亚当斯在178 7年表现出的政治思想落伍发表评论说，到1787年，行政首脑和参议院、众议院一样， 都成了人民的代表，整个政府都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或者说 是“民主制”（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586）。实际上，将行 政首脑视为人民代表的说法，早在马萨诸塞宪法讨论中就出现了。）
    受马萨诸塞对行政权重新定位的影响，18世纪80年代各州重新修订或制定宪法时，对 行政权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1781年新罕布什尔制宪会议指出，行政权力是“灵魂， 没有它，国家不过是一具僵尸”；托马斯·杰斐逊在为弗吉尼亚拟定的新宪法中，也赋 予州长足够的权力来实施法律，并力图减轻州长对议会的依附。（注：Gordon S.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435.）这一切就为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全 国行政首脑的出台，做了至关重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