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伯斯比尔突然改变了对战争的态度
    1791年12月9日，罗伯斯比尔突然改变了对战争的态度：由主战派转变成为主和派。
    11月底，吉伦特派的战争叫嚷甚嚣尘上。他们认为主动进行进攻反击战有四个好处：将革命从国王和逃亡国外的贵族的威胁中解放出来；逼路易十六做出决定，看他是否忠于宪法；转移人民的不满，将无套裤汉的愤怒用以战胜敌人；通过战争为资产阶级开辟欧洲市场，借以挽救指券，加强工商业的繁荣。一份直接受布里索影响的鼓吹战争的请愿书说：“不久，信心会在帝国（法国）重新出现，信用将建立起来，交换将达到平衡，我们的指券将充斥欧洲并使我们的近邻因革命的成功而得益，从那时起，革命就不会再有凶恶的敌人了。”（13）
    12月9日，好战的布里索派的卡腊再次登上讲坛， 鼓吹不要等到外国列强的联盟完全形成，必须紧急发动进攻。可是，罗伯斯比尔这次却不象11月28日那样的态度，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卡腊“也许过于相信这种所谓的联盟了”，他还声明说：“欧洲各国的列强的意图，只不过是恐吓我们，他们并不准备进攻我们。”（14）
    12月11日，卡腊又开始了好战的叫嚣，雷阿尔也建议向人民呼吁“强迫国王把他的军队投入战场”，罗伯斯比尔也当场谴责雷阿尔的“荒谬”，并提醒与会者不要上头脑发热的、轻率冒险的挑衅的当。他还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认为“最危险的决定是宣战”（15）。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打起仗来，“国王可能背叛我们，他们要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因为按宪法规定，在战争的情况下，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都交给行政部门”。另外，光说“进军”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在那里，以及如何指挥进军等。他非常深刻地说：“部长内阁鼓吹说必须进攻，这句话被许多革命者接受了；任何一条被两党派一致接受的法令都不会是好的。”12日，他又补充了他前一天晚上的发言：“在目前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战争是威胁自由的一大灾难……唯一应该采取的立场是等待。”（16）
    从1791年11月28日--12月9日，时间不到半个月， 罗伯斯比尔在战争问题上的政治见解却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由罗伯斯比尔的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革命勇气和民主主义精神，以及他把国家利益和革命原则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的优秀品质所决定的。罗伯斯比尔明明知道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突然转变，将会使他孤立，因为在当时法国革命的形势下，绝大多数政界人物是倾向战争的，但他决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果断地跨出转变的步伐，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其次，对一系列事实的观察使他感觉到其中有阴谋和陷阱，促使他毅然下决心提出了反战的主张。12月初，他发现拉法耶特分子希望战争、宫廷希望战争，正是这些想要进行战争的人不愿设法赢得战争。拉法耶特想与普鲁士结盟，争取普鲁士中立对付奥地利，想轻易地取得胜利，然后带着凯旋的部队回到巴黎，控制雅各宾派，由他一人统治。宫廷需要的不是一场胜利的战争，而是一场惨败的战争，希望联军进入巴黎，只有联军才会把国王的绝对权力还给路易十六。因此，宫廷于12月7日任命好战分子、路易十五的私生子纳博纳为战争部长。 纳博纳的任命是件很重要的事，他是众所周知的史达尔夫人的情人，史达尔夫人的沙龙经常成了吉伦特派、布里索、孔多塞和拉法耶特等聚会的地方，许多阴谋的中心。这时宫廷的叛卖活动也越来越变本加厉，路易十六向驻外秘密代表们道出了他的真意：“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政治战。这些事情将会很顺利的。法国的身体，道德状况使它不可能支持半个战役。但我必须显出我是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的，这也是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内须做的。我必须使我的行为成为在不幸中，国家要想寻找依靠，只能投入我的怀抱。”（17）
    其三，同事的警告给了他启示。12月1日，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已敲响了警钟。他说“我很遗憾，未能尽早地关心这事以识破陷阱，我极担心革命党人被引入陷阱，我看到制宪大会，被卑鄙的耍手腕的人催促投向宫廷，而不准备拯救国家于危难中时，我不禁为之战栗。”12月5日， 敏锐而有洞察力的比洛--瓦雷纳向雅各宾派作了长篇讲话，对罗伯斯比尔影响很大，其中有两句话在罗伯斯比尔以后的讲演中也出现，即：“狠狠地打击内部敌人就会同时削弱边境上的敌人，前者是后者的代理人和主要希望。”比瓦-瓦雷纳还预告，“我们的防御工事、炮兵、军队正处在十分破坏的状况，如事先没有重整军队，则注定要失败的”（18）。
    罗伯斯比尔的革命品质，他的对一系列阴谋的观察，以及其他同事的启发，因而使他很快地甚至完全地改变了初期对战争的看法。
    四、布里索在战争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布里索是一位新闻记者，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他幻想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万国联盟。他企图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推行革命。他野心勃勃，曾在比利时乡下给杜穆里埃的信中极其坦率地说：“黎塞留算得了什么，安尔培罗尼算得了什么，他们如此吹嘘的计划，同我们肩负的世界革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19）布里索的这种万国联盟理论是从安奈夏西·克洛茨那里搬来的。克洛茨是一个在法国长大的普鲁士男爵。他构思了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共和国的宏伟蓝图。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主张采取“武装宣传”的方式，即用神圣的十字军方式来对待地球上的一切暴君。克洛茨的这种理论是典型的“革命输出论”，它对布里索产生了巨大影响。布里索曾在诗兴大发时叫嚷道：“战争！战争！这是一切爱国者的呼声，这是遍及欧洲大地上的一切自由之友的心愿。他们等待的就是打击和推翻暴君的欢乐。就是这场赎罪的战争，即将更新整个世界的面貌。让自由的旗帜在国王的王宫、苏丹的宫殿、封建小诸侯的城堡、教皇和穆夫提的教堂上空飘扬。安纳夏西·克洛茨就是以人类名义来邀请国民议会参与这场神圣的战争的，他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值得被称之为朋友了。”（20）可见，安纳夏西·克洛茨完全有理由把布里索看为自己最得意的信徒了。
    布里索还提出了破坏法国革命的罪恶根源和战争的主攻目标应是科不棱茨。他说：“我们那些贵族的蛮横无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们相信科不棱茨的军队。我们那些顽抗教士的狂热和顽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他们依靠并资助的科不棱茨军队。温和派和那些想到处建立统治的阴谋家的影响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科不棱茨引起的害怕情绪。你们是否想一下子消灭贵族、不满分子和顽抗教士？那么，就请摧毁科不棱茨。科不棱茨一旦摧毁了，外部的一切都会平静下来，内部一切也会平静下来。”（21）
    布里索还奇妙地提出了“战争需要论”。他说：“对于一个经历了十二世纪奴隶生活后获得自由的民族来说，需要用这场战争去安慰她；需要用这场战争去考验她；需要用这场战争把其中的劣绅清除出去，消灭依然可能腐蚀整个民族的人。”（22）
    除此之外，布里索还提出了诸如：对政府的怀疑“这种状况是可怕的”；行政部门如果背叛您们，“有人民在”，便没有什么可怕的等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