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注》的贡献在于：（1）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研究《说文》的新水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个疑虑：乾嘉朴学的水平很高，特别是在《说文》等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后学在朴学上能否超过先贤？退而言之，在朴学某一个方面能否超过先贤？张先生用毕生精力作了肯定回答：人世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学术！张先生参考了几百年来有关《说文》的几乎所有成果，形成了一部集大成的新著，实际上是对《说文》研究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2）它凝结着张先生的无数创见。许慎原文九千字，张先生对每一个字都有见解，或择其一家之说，或卓尔不群。他远师汉儒，近宗清儒，旁征博引，沿声求义，自成体系。其中引用的甲骨文、金石文、民俗知识，令人耳目一新。
    《约注》在1984年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学术界对《约注》太缺乏研究，时下学风追求浮躁，有悖朴质，且《约注》印刷用的是手写体，很难通读，所以，《约注》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这是令人遗憾的。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古文字，张先生曾撰有《广文字蒙求》《说文解字导读》等书，和一些文章，由浅入深地引导读者走向正确的门径。这种普及性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张先生注意总结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他有感于晋人郭璞楬橥的字义反训之例，惜其说未能充类至尽，不及推溯皇古造字之初，乃博稽群书，扩充义证，撰《说文反训集证》，把通常所见的文字敌对义分为四十类，如善与恶、治与乱、分与合、大与小等。这对于理解古文中相反相成的道理很有益处。
    限于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张先生没有机会像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等先生那样去一一考释甲骨文和金文。但是，他对金、甲文很重视，五十年代曾写了一篇《初学研究甲骨金文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张结合《说文》考订文字，不可凭空猜测。他很推崇王国维、罗振玉，对考释上古文字具有极大兴趣，并积极采纳新成果。
    2.音韵学
    音韵学研究汉语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
    侧重分析声韵调的关系。二十世纪，张世禄著《中国古音学》，罗常培、周祖谟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唐作藩著《音韵学教程》，李新魁著《韵镜校证》，谢纪锋著《音韵学概要》。
    张先生对音韵学是有研究的。他在青少年时尽心于声韵。在审声方面，从江永《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入门，然后阅读钱大昕《声类》、陈澧《切韵考》、江谦《说音》诸书；在辨韵方面，对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以及近代章太炎、黄侃诸家古韵分部异同之说，都曾系统钻研过，他在24岁时以古韵分部为经，声纽为纬，将《说文》九千余文按类填表，撰成《说文声韵谱》，装为六册。《旧学辑存》有《说文谐声转纽谱》《切韵增加字略例》《声论集要》。
    张先生在音韵学有独到见解。他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认定由韵部以推字义不如由声类以求字义尤可依据，而双声之理为用至弘。他赞同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叙》所云：“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他曾辑录戴震、邵晋涵、陈澧、刘师培、钱玄同等20位学者有关循声以求义的论述，得出结论说：“如欲研治小学，以达于语言文字之原，则双声之理，不可不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研究古文字者应当认真借鉴。
    3.训诂学
    训诂是解释经文，用易知的语言说明古代难懂的文献。二十世纪，黄侃著《训诂学讲词》，胡朴安著《中国训诂学史》，杨树达著《训诂学讲义》，张世禄著《中国训诂学概要》，齐佩瑢著《训诂学概论》，周大璞著《训诂学要略》。
    张先生虽没有研究训诂学的专著，但他的著作中已经有专章论列训诂。他对训诂的源流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上古的《公羊传》《谷梁传》《诗毛氏传》都是训诂之作。汉代学贵师承，囿于一家之说，郑玄遍注群经，有博通气象。宋代学者喜欢另创新义，实为训诂之一变。他还认为《尔雅》是很重要的训诂名物书，类似的书还有《小尔雅》《广雅》《博雅音》。此外，杨雄的《方言》、郭璞的《方言注》、刘熙的《释名》都是基本的训诂书。
    张先生整理古籍时，常采用训诂方法。他撰有《管子四篇疏证》《毛诗故训传释例》《中论注》《异语疏证》等。清嘉定人钱献之撰《异语》十九篇，世鲜传本，张先生为之作《疏证》，有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诸篇。张先生的这些著述为训诂提供了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