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立机构，培养人才
    文献学的兴盛，需要众多的学者参与，并把分散的力量组成合力。1979年，张先生参与发起创建了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其后连续十年担任会长。十年间，学会由小到大，由几十人发展为几百人的全国性大型学术团体。张先生殚精竭虑地筹划会内工作，为了办好会刊《中国历史文献学集刊》，他亲赴北京、上海征集名家文稿，亲自审读稿件，使该刊成为学术界有份量的刊物。每年的年会，张先生都具体组织，协调好各方面关系。1989年，他主动辞去了会长职务，被推为名誉会长，但他始终关心着学会的发展。
    为了从事文献学研究，张先生在华中师院创办了历史文献研究所。该所从无到有，张先生在校部多方奔走，使所迅速发展，成为省重点学科单位，并且在1990年前一直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挂靠单位。
    为了壮大研究队伍，张先生积极培养文献学传人。早在三十年代，张先生就走上讲坛，先后在长沙文艺、兑泽、雅礼等中学任文史教员。四十年代在兰州大学任教授、中文系主任。解放后在华中师院工作。六十年教学生涯，他的得意弟子数十，受业弟子数千，著录弟子数万。他直接培养了10名博士、40名硕土。1983年，他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性的历史文献学讲习班，40多人学习了一年，其中大多数人已是各单位的文献学带头人。张先生开创文献学事业蒸蒸日上，后继有人。
    三、拓新中国史学，堪称史坛一大家
    张先生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八十自叙》说过：“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
    1.为人民写史
    二十世纪的中国通史著作很多，柳诒征、范文澜、郭沫若、吕思勉、邓之诚、周谷城、钱穆、翦伯赞、吕振羽、尚钺、张其昀、白寿彝等都有巨著问世。张先生从早年就发愿要写一部通史，他整理文献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应打破王朝体系，不为一家一姓的帝王树碑立传，而应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经过几十年准备，他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这部书名以“人民”为题，反映了写作宗旨。他在书中设专章揭露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用考古发掘的殉葬事例与《墨子·节葬》所记载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相映证，藉以说明奴隶主的残忍。《中华人民通史》获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
    为了总结劳动人民的贡献，张先生撰写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书中从农业、饮食，建筑、艺术、健身、水利等方面总结了劳动者的成就，涉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他认为：我们祖先对一切事物的发明创造，从来就不注意到发明家是谁，所以很难找到创造者的真名。实际上，发明创造不是出自一人一时，而是集体的智慧。至于有人把功劳归于神农、黄帝，那不过是尊古贱今，高远其所从来。
    张先生还另辟蹊径，从文字角度研究上古的生活。他的《广文字蒙求》《说文解字约注》在解释字形时，总是形象地说明了人民的劳作和所处的地位。他还认为，文字的前驱是图画，劳动者图绘实物，渐进而有文字，文字是人民创造的。
    在张先生的《中国史论文集》收录有《论劳动人民表现在谣谚中的憎和爱》《论两宋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英勇事迹》，文中饱醮着他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2.为学术写史
    作为一个学者，张先生以职业的眼光洞察几千年的学术长河。他对先秦到民国的每一段学术史都有研究，尤其是对周、汉、宋、清最有见识。他信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著有《周秦进论发微》《郑学丛著》《史学三书平议》《广校雠略》，对学术源流作了详尽辨析。他对清代学术用力很深，著有《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清人笔记条辨》《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将这些成果汇集起来，可以构建一部中国学术史新著。
    张先生著《史学三书平议》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日研读《史通》《通志》《文史通义》的思想火花总汇。
    张先生批判性地接受刘知几的史学观，对《史通》的一些论述提出异议。如《史通·六家》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佐《左传》，著《汉纪》三十篇。”张先生认为根本不是这回事，他在此文下评曰：“马、班二史，虽纪、传互出，表、志相重；而详略不同，取舍复异。相资为用，其来已久，本无涉于《史记》。”按张先生的观点，《史记》与《汉书》可以互相参照，而荀悦是依据《汉书》撰成《汉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