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一辈子走的是博大的治学道路，他不喜欢“专家”这个称呼，忌讳人家说他仅是一个文字学家、他公开发表了24部31册近800万字的著作，这还不包括他主编的书。他治学领域上迄三代，下及民国，经子史集，无不涉猎。他的视野从不局隘于一个断代、一个专门史、一本书、一个人，而是旁征博引，八方采获。他的《说文解字约注》岂止是考文字，举凡民俗、心理、创物、思想都有论及。他的《中华人民通史》通贯古今，覆盖方方面面。他不仅研究文字、政治、哲学、学术，还研究图画、书法等，他的《艺苑丛话》对器物、雕刻、营造、地图都有考证，他喜好扬州八家之画，能够说出其特色和源流。他对乾嘉朴学的书法很留心，称赞汪中、阮元擅长篆书；桂馥、钱大昕擅长隶书；姚鼐、何焯擅长楷、行、草书。
    张先生总是告诫学生要走通才之路。他自己编的《讱庵学术讲论集》搜集了他本人在高等学校的多次演讲稿，不论是在兰州、临汾、石家庄，还是在广州、扬州、武汉，他讲的题目都离不开一个“通”字。如：1946年他在兰州大学讲“谈偏才与通才”，要求“学习文史的人，有必要恢宏志气，将治学范围推广，博览兼收，务求通贯，必通贯而后能免于弇陋。”（第4页）1980年他在扬州师院讲“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的报告，认为扬州学派有圆通广大的气象，他们既清算了汉学家的烦琐的治学方式，又批判了宋元理学的唯心见解，“从此清代学术界开始得到解放，一变而为生动活泼的局面，廓然有以见天地之大。”（第38页）笔者当年陪张先生到山西师大、河师院访问，张先生分别讲述了山西、河北历史上的通才大儒，以博学勉励大学生。
    值得提出的是，张先生追求博大，但并不轻视精深。他认为精深必须建立在博大的基础上，不博则不专，博是前提。但博学须从小处着手，由微观见宏观。他在《史学三书平议》辨析章学诚的“博约”观说：“学不同方，意不必尽同。”“所谓博而能约，即治学能博观而约取也。如治一经，则凡涉及此经之书皆遍览之，所谓博观也。于是去粗取精，择善而执，所谓约取也。推之专治一学，皆应如此。不博观，则形其褊陋；不约取，则必致泛滥，故由博返约之功，必不可少。”可见，博与约是治学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专门之学，必得有博观，然后返约。
    五、取得成就的原因
    为什么张先生能在二十世纪的学术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认为可以从外因和内因寻找答案。
    外因方面，张先生受湘学影响很大。清代以来，湘学以博大而笃实称誉于世。1985年，张先生在湖南纪念杨树达百岁诞辰大会上论湘学说：“湖南人的治学精神与江浙一带不同，走的是博通的路。近三百年间，如王夫之、王先谦、王闿运，是清代湘学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问极其广大，远非江浙所能及。杨先生少时承湘学余绪，有志昌大，在前人治学的基础上，更加精进不已。”（《讱庵学术讲论集》第150页）清代以来的湘人，不论是从政的，还是习文的，都常常以天下为己任，发誓要做一番大事业。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莫不有博大气象。这是湘学湘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张先生在湘学熏陶下，少有大志，成年后又结识了许多湘籍学术名流，切磋学问，砥砺志气。晚年的张先生写过一篇《忆往篇》，用很大篇幅谈湘学对他的影响，列举了余嘉锡、孙文昱、谭戒甫等20位学者与他的交往，他说：“湘贤二十人，皆舜徽所尝亲炙几席，与闻绪论者也。其年皆长于我，多者至三十余岁，少亦十余岁，俱盛德硕学，有名于时。舜徽或师事之，或承其引为忘年交。”张先生年轻时负笈北游，在京访学，就住在姑父余嘉锡家。余嘉锡是大史学家，精通版本目录。张先生耳濡目染，受到很多启发。后来，余嘉锡与张先生有一百多封通信，都是论学的。这些信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张先生以为终身遗憾。在湘籍人中，张先生与杨树达是忘年交，张先生经常到杨宅拜访，亲眼看杨摩挲《说文》。杨有《积微居小学述林》传世，精通国学。张先生对他很有感情。
    此外，张先生还受家学影响。他祖父当过京官，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父亲厌恶八股文，终生不应科场考试，埋头钻研学术，曾出任师范学堂教习，后养病回家，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教育爱子中。张先生在晚年写的自述回忆说：父亲教学很有经验，画日月山水以教象形文字；对着《史记夏商周本纪》，讲解《尚书》；对着《本草纲目》上的图象，讲解《说文》艸部和木部；白天讲《三垣图》，晚上在野外辨认星斗；结合《书目答问》《輶轩语》，探索读书门径。父亲介绍的书和指明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是朴学范围。父亲没有留下著述，且英年早逝，这是张先生时常伤感之处。张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内在的动力在于对父亲的报答。正如汉代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遗志一样，张先生以功成名就的一生告慰了九泉之下的父亲。
    除了湘学、家学，张先生还受益于其他学者，如陈垣、黎锦熙、骆鸿凯、高步瀛、吴承仕、沈兼士、钱玄同、马衡、顾颉刚，张先生与他们都有交往。
    从治学条件看，张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是在解放后完成的。他一直在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工作，生活和治学比较安定。校园坐落在桂子山，山虽不高，但有灵气。
    外因只是次要的原因，关键在于内因：
    首先，张先生聪明过人。说他聪明，是因为他有三个“善于”。其一他善于打基本功，从小练就过目不忘的本领，练就文字学功力，练就目录学门径功夫，对史料能信手拈来，出口成诵。其二，他虚怀若谷，勤于访学，善于把别人的知识和方法变为自己所有，并择善而从之。其三，他善于选择治学方向。他常说“善取不如善弃”。天下知识太广，任何人不可穷尽。张先生放弃了年轻时偏好的诗赋，专心文史而成其大。综观张先生一生，似乎从年少就有一个整体计划，他一辈子按计划从事，井然有序。他是一个有心人，对自己的讲稿、笔记都有精心安排，几无虚度年华和浪费的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