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著《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对法家的作用和源流作了辨析，认为韩非子虽未在秦国受重用，但他的思想对秦、以及后世王朝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法思想与古代的治国理论是一个系统。
    张先生著《爱晚庐随笔》，这是仿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有感而发的心得荟萃，可以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日知录》《养新录》。他把那些零星的见识以短小的文章写出来，如“妇节”“什一之制”“三十税一”“胡与汉”“二陆异同”“新文化运动”都有一孔之见。如卷二论及《周易》，张先生认为《周易》中理论之可取者尚多，其中阐发的谦德之用最为精要，读书宜于可受用处细心体会。张先生把《周易》中的精要语句摘录了数十条，以示此书不尽是糟粕，不可轻易称为迷信书。他在为笔者著《神秘的八卦--〈周易〉研究纵横观》的《题辞》云：“《周易》于群经中最为难知，良以易道广大，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堪舆卜相，皆可援易以为说。所该甚博，随得一隙而入，悉能宛转圆通，有所阐发。”由此可见，张先生认为《周易》是值得研究的书。又如卷四，张先生论及“神道设教”，一言中的地提出：神道设教不过是古代帝王的欺世之术，统治者伪造种种传说，以明己之受命于天，让百姓畏伏顺命。类似的见解尚多，读其书，确实增长不少见识，用简明的语言表述确切的观点，这是乾嘉朴学的一个特点。
    四、铸就博大气象，堪称治学一典范
    中国学界的泰山北斗，在治学气象上可分为两派，一为博大派，一为精深派。晚清的梁启超和章太炎是两个代表人物，各领风骚。
    梁启超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治学勤奋。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几乎没有未涉及的领域。他的上千万字著作有气吞山河之势，就象一部百科全书。其后有郭沫若等人绍其余绪，以才华横溢、一日万言的气象称誉于世。
    章太炎追求深邃，且看他的一部代表作《訄书》，被反反复复地修改了数次，可谓精雕细琢，其中填进了许多生癖字和奇涩的典故，使人望而生畏。其后有黄侃专攻训诂，发誓50岁以后才可以提笔，可惜到知天命时，他却驾鹤西游了。
    博大也罢，精深也罢，都无可厚非。各人皆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素养选择治学之路，要紧的是给社会、给学界贡献了多少有份量的东西，这才是衡量学者的唯一标准。当然，博大与精深也不是绝然分开的。大凡学界巨擘，博大不失精深，精深寓含博大，谓其博大或专深，只是相对而言。
    张先生是一个博大的学者，他以一生的成就和经历，为二十世纪的学者树立了由治学成才成为一位大才的典范。
    张先生没有“文凭”，他小时候到附近的学堂听过几天课，觉得老师讲得太浅，于是坚持自学，“无师自通”。由于没有教材的约束，他的治学领域特别宽广，思想在上下五千年的天地间自由驰骋。
    张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在这稀有的“麟角”中，张先生敬佩的是通才型学者。他多次赞扬汉代司马迁能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殊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赞扬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气概，他在逝世前几天为《资治通鉴全译》写的序文中说：“旷观数千年中华史学界堪称震铄古今之大著作，必有雄伟的气魄，庞大的规模，创新的体例，审密的剪裁，而行之以畅达之文笔。必具备了这些条件，然后可以传之久远，为后世不磨之书。自古至今，作者虽多，其能达到这一境地的，自推汉宋两司马的成就为最大。”
    张先生对清初王夫之也很推崇，他在《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一文说：“作为一个遯迹荒陬，身居瑶峒的乡里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实为中外历史罕见。“船山学术之所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到三百年后的今天，仍为人们所仰望而纪念他，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他的博大气象所感召了。”
    张先生认为，乾嘉学派虽然很专精，但专精不失博大。他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四》指山：“必有雄厚功力而后能成精深之学问”，他说：“乾嘉诸儒治学，极其刻苦。每欲专精一经或一艺，必先多为之方，从事综合之研究。既得其纲要矣，然后散其例以理繁穰，致收融会贯通之效。”
    张先生认为文献学是一门通人之学，即广义的史学。清末张之洞按类分列学有专长的清代学者，把乾嘉朴学家钱大昕分别列入经学、史学、小学、算学、校勘学、金石学，张先生认为这样分类不妥，只要把钱大昕归到文献学即可。
    张先生认为梁启超博大，但有遗憾。他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六》评价梁说：“综其一生致力之端，至为广博，而根抵乃在史学。……其专集中所录史稿，有考证古代者，有叙述近代者，有为前人新撰传记者，有为外国纂述小志者，有言宗教者，有叙礼俗者。凡所述造，至为繁富。”张先生认为梁不该入仕太早，否则在学术上会更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