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府所置中正，类多辟召世家大族子弟，职主品第人物及郡府僚吏选用之事。如北魏《寇偘墓志》：
    寇偘字遵乐，上谷昌平人也。……曾祖讚，魏雍州刺史河南公。祖臻，幽郢二州刺史。顺阳大守轨之第三子。……河南帝乡，冠冕百辟，以君懿望，遂辟郡中正。品镜惟允，彝伦载叙。……孝昌二季十二月十二日殒于家。[6]（图版二五六之二）
    寇偘为寇讚曾孙，上谷寇氏自寇讚归魏后世代为官，延绵不绝，故寇偘以“冠冕”之族、郡里“懿望”被辟为河南郡中正。
    郡府所置中正，依制由太守辟任，例用本郡人（注：严耕望指出，北魏郡僚佐中除了“郡丞为正式品官，由中央敕除，不限用本地人”外，“至于功曹、中正、主簿以下……皆为本郡人，由太守自辟，故未释褐也”。见严著《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B，1990年版，第618-620页。），但从上引寇偘墓志来看，则与其籍贯不符。如寇偘墓志称其为上谷昌平人，特简为“帝乡”河南郡中正。对此，周一良先生颇疑河南、汝北二郡乃“寇氏定居之地”[4]（P364），其说可从。
    如同州都一样，郡府中正之设，其员也非止一人。如《金石萃编》卷二九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清颂碑》碑阴题名中就有“郡中正爰孝伯，中正颜文远”二人，此碑刊立于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为鲁郡太守张猛龙故吏以及鲁郡士望、各县族望为其颂德之作。该碑题名中除郡中正外，尚有郡功曹、郡主簿多人，可知皆为郡属佐。
    北魏县府是否设置中正，碑传记载甚少。严耕望先生尝谓“县府亦置中正，如州郡职”，并列举东魏《武德于府君义桥碑》碑阴题名中有州县中正兼郡主簿一人，指出“是县有中正也”[1]。不过，此碑刊立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翌年高洋即禅代称帝，建立北齐，故以此碑所记立论不免牵强，难以作为北魏设置县中正的确据。但是，若从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延续性这一角度着眼，东魏、北齐之制多系沿用北魏之制而来，地方中正组织的设置，自然也不例外。如《通典》卷一四《选举二》云：“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州县皆置中正。”即明言北齐选举是承袭北魏之制，“凡州县皆置中正”，可见北魏确有县中正的设置，下迄北齐仍沿用不废。再者，所谓“州县皆置中正”，实即“州郡县皆置中正”的省文。如同书卷三三《职官一五》总论郡佐“中正”条云：“北齐郡县皆有之。”即明言北齐“郡县”皆有中正，此为郡府亦置中正之明证。又据《隋书》卷二七《百官志》载：“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其下详述北齐地方官府设置州都、郡中正等职，以及邺、临漳、成安三京县及外县各置中正的情况，亦足证北齐的地方中正组织确为州郡县三级。另外，《通典》卷三三“总论县佐”条云：“隋以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正、县正以下，皆州郡将县令所自调用，理时事。”这里所说的郡正、县正，乃是郡中正、县中正的省称（隋朝避文帝之父杨忠讳而省“中”字），这表明北齐所置州都及郡县中正，也例由地方行政长官自行辟任，与北魏之制一脉相承。总之，历史的发展有其继承性与延续性，东魏、北齐的地方中正组织之所以恰好区分为州郡县三级，就是承袭于北魏之制而来，并非偶然。这就从逆向证明，北魏的地方中正组织确实分为州郡县三级，即州置州都，郡府县府分别设置中正。因此，所谓“县府亦置中正”之说，可以确认无疑。
    三、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分张的意义
    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是对九品中正制的一大发展，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进入南北朝以后，九品中正制便开始分道扬镳，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南朝，九品中正制一遵魏晋之旧，中正组织惟有中央一个系统。在北朝，当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初，一方面恢复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又对这一选官制度做出重大变革，从而使北魏的中正组织一分为二，正式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不仅是魏晋以来选官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也对此后选官制度的发展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自此以后，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相继沿用了北魏九品中正制的制度模式，率皆建立起州郡县三级地方中正组织。由此可见，当历史的车轮驰入南北朝之后，九品中正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最终演变为组织形式迥然不同的南朝、北朝两大系列。而北魏地方中正组织的建立，实为北朝一系九品中正制形成发展的嚆矢，也是区分南朝与北朝九品中正制的重要标志。
    其次，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以往州郡中正听信流言、随意定品等弊端，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合理与完善。
    自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于州郡中正例以在职朝官兼领，他们高居朝堂，对乡党人士颇为隔膜，加之所管辖的州郡地域广阔，人物众多，因而中正在品第人物时，也往往以传闻为据，不能客观公正地品评人才。曹魏时应琚在《新论》中即说：“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7]（卷二六五引）西晋初年，刘毅在《论九品有八损疏》中也明确指出：“今一国之士，多则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8]（卷四五《刘毅传》）正因为州郡中正对乡党人士了解甚微，在品藻人物时多凭道听途说，乃至随心所欲，蔽善抑才，所以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断地对九品中正制进行抨击，甚至要求废除九品中正制。但是，由于这是九品中正制与生俱来就存在的先天缺陷，是其制度本身存在的一大痼疾，要克服这一弊端又谈何容易！
    当北魏建立地方中正组织之后，由于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从而有助于克服这一顽疾。一方面，州都与郡县中正都是地方政府属佐，他们长期在地方官府任职，对乡党人士比较了解，双方之间不存在隔膜，这就多少可以避免“采誉纳毁”之类流弊的发生。另一方面，在州郡辟召制下，地方属佐例用本地人充当，乡里清议近在咫尺，褒贬之声清晰可闻，因而州都及郡县中正在品藻人物时，也很难有徇私舞弊、为所欲为的机会。如据前揭墓志载，其时州都、郡中正大多能够奉公守法，比较公正地选拔人才。如寇偘为河南邑中正，“品镜惟允，彝伦载叙”。当然，墓志所言不免溢美之词，但是作为主持地方选事的州都与郡县中正，其品第人物是否公正，荐举僚吏是否允当，都要直接对府主负责，而且还会影响到日后的仕途升迁。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铨才举第”的公正性、客观性提供了制度保证，可以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不足，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
    其三，在传统的选举格局中，地方属佐例由刺史、太守辟任，受中正制度的影响较小，当北魏建立地方中正组织之后，州郡辟召也被纳入到九品中正制的选官体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