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九品中正制已成为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当时虽然沿用了两汉以来的察举、辟召、征召等入仕道路，但士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做官，都必须取得中正品第，舍此则无由步入仕途。故论者或谓：九品中正制是联系其他选官仕途的纽带，“是整个选官制度的基础”[9]。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九品中正体制在州郡辟召中作用、影响较小”，因为在“有关正史中不乏披露中央政府有关属吏与乡品晶级相对应的记载，但很少甚至没有披露州郡属吏与乡品品级相对应的记载”，这表明州郡属吏“与乡品等级的关系就更为松弛、更为淡化”[2]（P374、378）。事实上，正史中并非没有关于州郡属吏及其获得乡品的记载，只是史料较少而已（注：如《晋书》卷四三《王戎传》：“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就是孙秀为琅邪郡吏时获得乡品之例。又《南史》卷七七《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主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所谓“五品吏”，也是指典签本是由乡品五品之人充当的州府小吏，这是东晋时州府典签选用乡品五品之例。）。那么，在九品中正制业已成为选官的主导因素，并对仕进诸途发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州郡辟召一途何以受其影响较小呢？究其原因，当与此途多揽寒人，即寒门庶族的仕宦途径有关。众所周知，入晋以后，门阀士族子弟多由吏部铨选、公府辟召等清途起家为官，官职清华，升迁迅捷。而寒门庶姓则多由郡县佐吏仕起，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备受压抑，故亦不为时人所重。如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8]（卷八九《易雄传》）。陶侃少任县吏，后为郡督邮、主簿，时人称之为“寒宦”[8]（卷六六《陶侃传》）。史载索琳“少有逸群之量”，其父索靖每曰：“琳廊庙之才，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儿也”[8]（卷六○《索靖传附子琳传》）。正因为州郡属吏地位卑微，多为寒人，所以由此途入仕者大多未获中正品第，亦即不入中正九品之列。东晋时左卫领营将军许荣曾上言道：“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8]（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这虽是针对某些台府胥吏、直卫武官和仆隶婢儿而言，但其揭示的庶姓寒人皆无“乡邑品第”的事实，对于地处寒贱的州郡属吏同样适用。因此，州郡辟召一途受中正制度影响较小，实与州郡属吏多为寒人，根本不入九品有关。
    降至北魏，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一方面，自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对汉族世家大族采取了拉拢措施，出仕州郡者多为地方大族。如时人将郡功曹称为“乡选高第”[10]（卷五三《李孝伯传》），非地方大族无以任之。又西魏时苏绰为六条诏书，称自北魏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11]（卷二三《苏绰传》）。可见州郡辟召已为世家大族所把持，成为大族子弟的仕宦之途。尤有进者，魏晋时期州郡属吏皆非国家正式品官，地位较低。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为了照顾汉族地方大族的既得利益，特将部分州郡属吏列为国家正式品官，致使其社会、政治地位大为提高[12]。另一方面，随着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中央与地方所置中正各司其职，职责分明。中央系统的州郡中正，其主要任务是品第人物，为吏部铨选任官提供依据。宣武帝时吏部尚书崔亮就说：“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10]（卷六六《崔亮传》）而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主要是“铨才举第”，为州郡县府辟用僚吏提供依据。由于州郡辟召僚吏必须以中正品第为基础，无论是“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均需有相应的乡品等第。这样一来，州郡辟召遂与中正制度完全融为一体，联为一气，进而为地方大族的仕宦特权提供了制度保证。至此，随着北魏地方中正组织的建立，传统的州郡辟召之制也被完全纳入到九品中正制的选举体制中来，成为受其影响最著的选官仕途之一。
    综合上述，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乃是对传统九品中正制的一大创革。通过这一创革，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弊端，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而且也将传统的州郡辟召之制纳入到中正制度的选举体制之中，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选举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大为增强。而随着北魏选官制度的这一变化，也标志着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由于极富开创精神的北魏王朝的这一创革而被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此后北朝一系九品中正制发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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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令狐德珪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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