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具体承担对殿内的宿卫工作，属于刘宋最为亲近的禁卫长官之列。《宋书》卷五七《蔡兴宗传》：“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信，专统禁兵。乘舆尝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兴宗马车从道隆从车后过……”可知刘宋左、右卫将军不仅统禁兵在朝宿卫，皇帝出行时还要随从保卫。此与两晋制度相似。与两晋一样，刘宋左、右卫将军亦为领营禁卫长官，而且其所领营兵依各自职能而分营，如有“右卫翼辇营”，辇当指皇帝辇车，反映了此营卫士的职责所在。同上书卷九《后废帝纪》：“昱每出入去来，常自称刘统，或自号李将军。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供酒肉之费。”此处所记“右卫翼辇营女子”一般认为是营兵之家属，如高敏先生认为：“右卫翼辇属于中央禁卫军，其军营有女子，足见兵营有家属随营居住。”[8]（p282）按“家属”一词内涵模糊，或即指营兵之妻、女。《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蝗虫》载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据此可知，东晋京师护军营及东宫禁卫兵营，既有士兵又有家口。依此类推，南朝禁卫军如左、右卫营署很可能也有随住家口，但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史载后废帝“好出游行”，甚至“无日不出”，“夕去晨反，晨出暮归”。其出行时随侍左右者自然包括翼辇营卫士，而从其荒淫无度的情形推测，卫士中包括女性也是有可能的，故此“右卫翼辇营女子”似乎不能完全证明禁卫军兵营一定“有家属随营居住”，亦有可能是在右卫翼辇营承担杂役者。《宋书·后废帝纪》载元徽四年（476）五月“乙未，尚书右丞虞玩之表陈时事”，其中有谓“二卫台坊人力，五不余一”。按“台坊即台军所居之军坊”，“服杂役的人也在其中”，此处“所云之人力均指募役”。[9]（p279）注①至梁代二卫营署仍有杂役。《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南平王伟传》：“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可知南朝左、右卫营署有杂役，而杂役中有女子的可能性很大。《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于时朝政既紊，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无卫、霍之才，而比方古人，为患一也。’”刘宋之“右卫翼辇营女子”也可能属于“仆隶婢儿”之类，梁代之“二卫两营杂役”或即此类。
    骁骑将军为刘宋领营禁卫武官之一，亦归领军将军统辖。此外，刘宋又有游击将军、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及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为不领营之禁卫武官。其中左、右中郎将复置于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又有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三将，置于宋武帝即位之初的永初元年（420）七月。[5]（《武帝纪下》）又有积射、强弩将军，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六月复置。宋太宗以前，自骁骑将军至强弩将军编制各一员，宋明帝泰始以后由于其担任者多由军功而得之，使其固定编制遭到破坏，到了沈约修撰《宋书》之时，这些将领已不再有固定员额限制了。至于刘宋后期这些官职有无固定编制则难以确知。曹魏时期负责殿内禁卫的武卫将军在魏晋之际被左、右卫将军所取代，西晋武帝泰始三年三月以后便不再设武卫将军，东晋武卫将军亦不常设置。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复置武卫将军，但其与当年曹魏所设武卫将军已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官职。刘宋武卫将军“代殿中将军之任，比员外散骑侍郎”。据《魏官品》，武卫将军为四品，且位居左、右卫将军之前，督守殿内将军为六品[10]（卷三六《职官十八·秩品一·魏官品》）。《魏官品》中与武卫将军同品诸职在刘宋亦为四品，则可推知刘宋殿中将军亦为六品。孝武帝大明年间还复置了武骑常侍。总的来看，刘宋在继承晋制的同时还恢复了一些已被废罢许久的汉魏旧制，如武骑常侍为西汉官，武卫将军、左右中郎将均罢于晋武帝初，三将则罢于晋哀帝兴宁二年（364）。这些官职的复置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宋武帝初年，另一次是在孝武帝大明年间。这两次都是特殊政情下的产物。宋武帝刘裕篡晋自立，为了巩固皇权，加强禁卫权力，遂将东晋哀帝时所废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三将复置，与此同时或稍后，还进一步健全了东宫禁卫制度。永初元年七月甲辰，“置东宫冗从仆射、旅贲中郎将官”；“九月壬子朔，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二十人”；二年“五月己酉，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5]（《武帝纪下》）时宋武帝年事已高，为了保证储君安全及未来皇位继承顺利，尤其重视健全太子东宫的禁卫制度。宋孝武帝时期的制度建设除了复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外，同时还复置了卫尉。《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454）复置。旧一丞，世祖增置一丞。”卷一八《礼志五》：“卫尉，则武冠。卫尉，江左不置。宋孝武孝建初始置，不检晋服制，止以九卿皆文冠及进贤两梁冠，非旧也。”
    宋武帝初年禁卫武官制度的加强还包括对殿中将军编制的增加。设置于晋武帝时期的殿中将军具有“直侍左右”的职掌，是与皇帝最为亲近的禁卫武官。晋武帝最初置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时，其编制史书不见明确记载，但从文义推断，当有各一员或二员的可能。东晋初增为十员，应是殿中将军、司马督员各十人。宋武帝初年将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的编制再增加到各二十员。这一员额编制未能维持多久，又有超出员额编制而任命的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于是被称为员外殿中将军、员外殿中司马督。刘宋殿中将军仍具有在殿中侍卫的职能，亦可统兵出征，保卫京师。前废帝暴虐，蔡兴宗欲说服太尉沈庆之将其推翻，谓：“殿中将帅，唯听外间消息……殿中将军陆攸之，公之乡人，令入东讨贼，大有铠仗，在青溪未发。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陆攸之帅以前驱……”[11]（卷一三○宋明帝泰始元年十一月）蔡兴宗特别提出殿中将军陆攸之，除了他是沈庆之乡人外，主要是因其在殿中将帅中具有独特地位。太子刘劭谋杀宋文帝而篡位，以其弟刘骏为首的宗室方镇力量起兵反抗，进攻建康，在将败之际，“劭遣殿中将军燕钦等拒之，相遇于曲阿奔牛塘”[11]（卷一二七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五月）。殿中将军在危机关头还可代表皇帝执行特殊使命。《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宋纪八》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二月条载：“及魏主临江，上遣殿上将军黄延年使于魏。”胡三省注谓，“殿上将军当是宋所置”。殿上、殿中，其义实相同。“殿中将军，银章青绶，四时朝服，武冠。宋末不复给章、绶。”[5]（《礼志五》）刘宋末年由于殿中将军员额之滥而使其礼仪规制下降，似亦侧证当时殿中将军地位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