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特许状与封建领主权的让渡
    商业或者城市在封建状态下并未灭绝，而是始终存在，它们本身始终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许多特许状都是由封建主主动颁布的，并非封建主斗争落败后的无奈之举。因此，当我们考察特许状时，如果置身于封建制度这一基本的框架中就会发现，它本质上是某种封建权力在不同领主之间分配和转移的凭证，通过授予特许状建立市集、市场，管理城市，其中尽管存在权利让渡，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和赐封土地、赏赐礼物具有相同的属性。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随着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庄园经济的逐步确立，商业大幅度衰退，而人们也从观念上表现出对商业的普遍鄙视。但是，商业和交换并没有因此而灭绝，皮雷纳所谓中世纪商业彻底灭绝的论点，早已遭到学界的普遍质疑，人们很难想象商品交换会在一个社会中完全消失。莱奥纳德说：“在所有时代，甚至在现代理论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时期，也有活跃的地方贸易。那种认为一个庄园和另一个庄园之间没有贸易的观念……有违乡村的事实：某一个庄园会有过剩的小母牛，另一个庄园有小公牛，同时其他庄园则有过剩的羊，等等。同时，所有的地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短缺。短缺和过剩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一个村民和另一个村民、一个村落和另一个村落间的乡村贸易。”⑩ 不但在乡村社会中有商品交换的必要性，而且在并不发达的城市里，也仍然存在商人，“在少数地方，商人仍然生活在内部颓废的城市里，他们从地方商业中获得的收入同从地产中获得的一样多，而且借贷的数量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在社会上，他们是位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中产阶级的幽灵。在经济上，他们防止钱币被完全排斥出流通之外，并防止村落成为自我满足的孤岛。”(11) 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期间，长途贸易、地方市场、市集和城市始终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些商业活动并不是什么异己的力量，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瓦解封建制度的因素，而是封建经济和封建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雅克·勒高夫所编辑的《中世纪的世界》中有这样的描述：“在11世纪初，当绝大多数欧洲人口都居住在乡村的时候，城镇和城市就存在着，而且商人是社会的一份子。确实，他们的作用是不能被小觑的。”(12)
    纵观中世纪商业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三个明显的阶段。（1）以犹太人为主的外来商人时期。在这个阶段，欧洲本土从事商业的人员很少，商业比较落后，主要是由边缘商人和外来商人来维持商业。(13)（2）市集勃兴时期。在这个阶段，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了大量的市集和市场，地方市场和“国际性”市场开始复兴，欧洲本土的商业活动开始活跃。（3）城市复兴时期。在该阶段，被授予特许自由的城市开始逐步复兴。这三个阶段的商业发展尽管有不同的特征，但很明显，它们都和特许状形影不离。可以说，尽管私下交易的情形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大部分商业交易都是在特许之下进行的。
    犹太人由于其特殊身份和宗教信仰，多遭受歧视，也存在许多限制犹太人的禁令或驱逐的法令，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许多保护和允许犹太人从事商业的法令，德国的斯派耶（Speyer）主教在1084年给犹太人颁发的经商特权法令就经常为学者们所引用。在英国，理查一世国王在1190年、约翰国王在1201年都先后颁布了给予犹太人特权的宪章，其中规定：授予英国和诺曼底的犹太人在英国土地上自由和有尊严地居住的权利；基督徒和犹太人发生法律纠纷，应在提供证人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利；命令免除犹太人在英格兰和诺曼底贩酒的关税和通行税。(14) 关于批准建立市场的法令则很早就出现了，洛塔尔二世（Lothar Ⅱ）早在861年就颁布过授予修道院建立市场的特许状。而中世纪市场或市集的建立则大都是通过特许状认可的，这方面的法令数量众多。尽管市集特许状大部分是在12世纪左右出现的，但是最早的市集特许状可以追溯到法兰克国王达戈伯特（Dagobert）在629年批准建立圣丹尼斯市集的文告。城市人获得特许状，争取到相对的自由，获得经商的权利，则是更加普遍的现象。因此，在封建体制之内颁发商业特许状是长期的惯例，并非城市复兴之后的新现象。
    这些特许状通常是国王或领主自上而下颁发的。其中，封建领主在特许状中所给予或让渡的，以及经营商业的团体因此而获得的，大都只是经营商业所必要的便利。尽管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或不同性质特许状的称谓不同，内容也有详有略，但是概括而言，商人阶层获得的无非是在规定地域内居住、自由买卖、自由通行、免除一定的通行税、享受和平不受伤害的权利等等，而这些权利是商业经营这个行业所不可或缺的。我们列举几条分别授予犹太人、市集商人以及城市商人特许状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斯派耶主教颁发给犹太人的特许状中，规定了犹太人在限定的地域内居住的权利，“我把他们安置在城镇之外，离开其他市民的房屋一段距离，我在他们周围围上一道墙，以免市民的傲慢会轻易地干扰他们”；特许状也给予他们在规定地域买卖的权利，“我也授予他们全权，在他们居住的区域，从城外的那一区域远至港口的区域以及港口之内的区域交换金银以及随自己所愿进行买卖”。同时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规定“拉比可以聆听在犹太人之间发生的或者针对犹太人的案件……他们也可以在该区域周围布置守卫、卫兵和要塞”。(15) 在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1166年颁布的在亚琛（Aix-la-Chapelle）建立两个市集的特许状中，所给予商人的同样是经营商业的便利条件，“他们在皇家的这些市集中都免除通行税，而且他们可以依自己所愿进行买卖。在市集期间，任何商人和任何人都不得将商人带到法庭要求偿付债务，也不得在市集开始之前把他们带到那里从事商业；但是如果在市集期间犯了错误，则根据正义进行纠正……而且，我们确定授予该城的商人一所铸币厂和一座建筑，以使他们决定结束交易时兑换银币和钱币”。(16) 再以城市特许状为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1155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给洛里斯（Lorris）颁发了特许状，“不得要求洛里斯教区的任何居民付通行税或任何其他货物税；在前往伊塔普斯、奥尔良、米里（位于加蒂奈）或默伦的路上，这些居民不付任何通行税；在前往这些市集和市场，或者从这里返回的路上，不得逮捕或者骚扰任何人，除非他当日犯了罪；我们或任何其他人，都不得从洛里斯的市民那里收取任何捐税、税收或补助金；任何市民如果想要出售自己的财产则拥有全权；只要能够接受买方的价格，他就有权利这样做。”(17) 尽管与早期的特许状相比，城市特许状规定的内容更加细致，但是仍然没有超出一个职业商人经商所必需的条件。从这些特许状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国王或封建领主颁发特许状，目的是保证商业可以在特许的范围内能够正常进行。国王或领主给出了某些权利，为商业经营规定了某些特权，但并不能因此说领主的统治权和控制权等封建权力有任何削弱。
    因此，尽管有许多针对商业或市场的特许状，但是封建领主对市场的控制权并没有真正让渡。市场控制权可以在封建领主之间进行转移，但很少出现领主和商人群体之间的封建权力转移。在授予犹太人的特许状中，这一点非常清楚。尽管领主给了犹太人不少照顾，但那只不过是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之内给了犹太人一块暂时的居留地，后者的一切都要处于领主的管理和关照之下，“由于有权颁发特许状的是国王、基督教会、公爵贵族之类的统治者，这一做法的结果是欧洲犹太社区的存在直接取决于这些统治者的一致同意。为了获得特许状，犹太社区首先要满足特许状颁发人提出的条件”。(18) 颁发给市集的特许状则明显是封建权力在不同的封建领主之间的转移。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当时的市集特许状就会发现，建立和管理市集的特许往往是国王颁发给贵族、修道院院长或大主教的。629年建立圣丹尼斯市集的特许状是颁发给修道院的，956年国王奥托则授权洛奇修道院建立市场，963年埃德加国王批准美海姆斯泰德的圣彼得教堂牧师建立市集，999年奥托三世把市场建立权授予了尊贵的公爵赫尔曼，国王亨利在1110年则把建立市集的权力给予了林肯的主教罗伯特。类似授权建立市场或市集的例子很多，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一一列举，但可以明确的是，市集建立权主要授予了贵族、修道院院长或主教等，不是直接给予了商人，而前者毫无疑问属于封建领主上层的一部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封建领主而非商人的声誉和地位决定着市集的成败。正如科瓦莱斯基所说：“市场和市集的分布与开办也会受到它们的领主和创办者之地位以及社会名声的影响。”(19) 纵观这些特许状，我们还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获得授权开办市场或市集的大部分上层人士中，宗教人士或宗教机构占很大的比例。这看似有点奇怪，但实际上，把市集或市场的开办权授予宗教上层并不难理解，因为中世纪大部分市场或市集本来就自然地集中在修道院或者教堂旁边。“在村落或邻近地区的类似交易通常会出现在因其他目的而出现的聚集地，比如教堂。游戏娱乐、社交和贸易都集中在某个村落的教区教堂（如果建有教堂的话）或者几个村落共有的重要教堂中。结果，某些宗教节日，如某个村落的礼拜日，或者邻近地区的圣徒日，也都会成为市场日。”(20) 而且，那些已经衰落的城市正是靠教会才得以维持。这种市集开办权的授予既然是在封建领主之间进行，那么同国王或者大领主把土地分封或赏赐给为自己服务的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