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方，承接印棉的主要是当时唯一的开放口岸广州的行商。观察中西交通图，广州是中西国际航线上的大埠口岸，此地换季有序、风帆助航，在帆船时代，每年农历四月至九月，海风从南方洋面吹来，外国商船顺风而驶；十月至次年三月，北风劲吹，则是返航的好季节。行商是当时清朝官方认可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1764年，中国的行商组织“公行”公布了进口货物的价目表，标明棉花每担8两银，试图获得进口商品的定价权。(21)1769年9月11日，行商潘启官到广州商馆通知东印度公司代表，“将他全部的利息作为棉花的预付定金。公行曾把棉花的价钱定为每担10两，但未能成功，于是他提议要把本季度运到的棉花全部订购，每担银11两。”可见，棉花受到欢迎，中方的压价行为难以奏效，棉价主要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771年，潘启官购棉花每担9两银，英方之所以接受低价，是为了鼓励潘启官购买英国的毛织品，以棉花赢利来填补毛织品的可能亏损。(22)1790年，行商宜官破产，欠外商棉花贷款25万元以上。乾隆皇帝对是案亲作批示：该商“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所欠银两，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23)遥在京城的最高统治者的过问，反映出输华印棉的重要性。输华印棉还牵连到中国的其他重要商业群体，“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出借银钱”。(24)此反映了外棉在中国流通地域之广和部分购货资金渠道。
    除英国外，还有其他国家的插足。在东方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荷兰较早进行，1750年荷兰运棉1859担入广州，表明他国开始进入这项有利可图的买卖。(25)1769年，输入广州口岸的棉花为21996担，其中有荷兰的954担，法国的103担。1772年，丹麦输入155担。1774年，荷兰输入207担，法国4441担。(26)当然，他国的参与比较有限，英国仍为印棉输华的绝对主力。1784年，美国立国后第一艘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由船长格林(John Green)指挥从纽约放洋，8月25日到达广州，运来货物中即有棉花316担。这是一个重要象征，刚刚建国的美国即将棉花纳入对华贸易的名录，此项贸易后续有了长足发展，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原棉输华国。翌年入穗的进口棉中，丹麦有632担，普鲁士983担，西班牙798担。1787年则有意大利4000担。愈来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其中美国的增长最为迅速，1788年美国输入545担，第二年骤增至17411担。此间的印棉交易还流行托名顶替，1792年的入华棉，除了英、美外，还有法国输入的82担，瑞典的5452担，以及热纳亚和托斯卡纳输入的2302担，但后两者实际上为英国人运作。打着其他国别地区的旗号来做生意，那时很常见。(27)此期，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运往中国的棉花多来自印度。较早进入印度港口的美国船是巴尔的摩的“折撒匹克号”，1786年出洋，“它在印度受到热烈欢迎，孟加拉最高委员会豁免了它的一切关税。康华理勋爵和印度政府会同发布了一道命令，准许美国船只在东印度公司的居留区内，一切都享受最惠国外国人的待遇。”(28)
    因为是洲际转口贸易，若发生国际战争则对输送影响殊大，特别是印棉输华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这年美国输华棉花仅268担，显然受到战争影响。随着战事扩大，美船来华海道被切断，1813、1814两年间，美国人无法运棉花到广州。而英国的转运基本未受战争影响，1813年输华棉花243230担，1814年增至317022担，反倒填补美国的空白。1814年12月24日，美、英缔结《根特和约》，结束战争。翌年，美国开始恢复棉花对华贸易。(29)虽然战后美国本土棉植业逐渐发展起来，但在一段时期内，美商仍以转运印度的棉品为主。1818年，美国从英属印度运入澳门价值25万元的棉花(30)，说明战争影响完全消失。到1826年左右，“美国才开始运本国产的棉花及粗棉织品到中国及南洋各地”(31)，美商输华棉花基本来自印度的局面有所改变。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棉花王国”兴盛之前，印度长期是世界上第一大棉花输出国，尽管在19世纪初叶有加勒比海地区和北非棉花的突起，但在输出总量上仍无法与印度比肩。
    因着输华棉花的重要性，这一经济作物也每每受到超经济强制因素的支配，主要来自中国官方，中国当局时将进口棉用作对外交涉的利器。1777年6月，广东当局“接到皇帝谕旨，本季度禁止棉花进口，亦不准在广州出售”。朝廷给出的解释是：鉴于“各国夷船……重载棉花，海运来广，以致内地棉花拥塞不通。”(32)但英国所得的情报是：乾隆皇帝“从云南总督得到的报告，说勃固人(缅甸民族之一)用售棉花给欧洲人的办法，来支持他们反对中国，因此皇帝下令不准欧洲人向中华帝国输入棉花”。查禁棉花也还有内部原因，曾任两广总督、刚刚调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上奏：“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船只全载棉花，颇为行商之累，因与监督德魁严行饬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故而上谕也提到“内地处处出产棉花，供用极为宽裕，何藉取给外洋”。但外交事态很快得到解决，“自从勃固政府归顺(清朝)，并允许将长期扣留的总督的儿子释放后，皇帝现在对勃固人已没有什么意见，故命令官员通知欧洲人，可在广州照常进行棉花贸易”。(33)这道禁令施行两个月后即被废止，对外棉输华影响不大。
    棉花能够赚钱，于是经常发生花包在广东海域被盗的情况。1786年9月17日，船长沃森(Capt.Watson)来见东印度公司驻华管理委员会主席，说在转载棉包的清朝官艇上发现棉花被盗，追究时一名印度水手又被该艇上的中国船夫殴打并推落水中溺死，其他印度水手亦被打，甚至殴成重伤；中国船夫还将艇绳解开，使被殴者无法求救。后来，中方海关官吏赶来将船夫监禁。几天后，行商知会英国大班：“船夫已受审讯，并向他们保证，假如印度水手的尸首发现有任何伤痕，其中一名船夫无疑要处死刑。”1787年发生同样盗案，船长拉金斯(Capt.Larkins)的载棉船在广州被窃，装货册记载在孟买和广州的装卸货均为5204担，但在商馆交货时只有4473担。不仅担数短少，那些表面完好的花包也被做了手脚，底部短了约一英尺，然后缝合。据说“驳艇载运船上货物到商馆途中”，此类窃案“经常发生”，英方于是向粤海关申诉，一个月后，海关监督勒令行商共同赔偿损失，分摊数额如下：祚官系该船保商和驳艇所有主赔3000元，棉花购买者石琼官和宜官分赔1500元和1000元，潘启官、周官、文官、平官、浩官每人摊赔500元。对此方案，英国大班并不满意，认为“祚官应负担全部赔偿，因为驳艇是他的，显然是他的船夫偷去的”。英方表示，此次“他们接受这个解决的办法，但下一季度，他们起运公司货物时，一定要由保商负责全部损失责任”。中方答辩：由行商连坐分摊是相沿已久的“老规矩”，但答应嗣后如再发生此类盗案会考虑英方只由当事人赔偿的建议。(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