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等编，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
    (48)[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9页。
    (49)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216—217页。
    (5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530、559、579、619页。
    (5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53、440、470—471、492、707页。
    (52)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Washington: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36),Vol.4,p.142.
    (53)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1660-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208.
    (54)《去年海运事业之回顾(一)》，《申报》，1922年1月3日，第4张第14版。
    (55)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56)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页。
    (57)[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2页。
    (58)[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95页。
    (5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52页。
    (6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34页。
    (61)Marguerite Eyer Wilbur,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p.22.
    (6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46、590、594、624、631页。
    (63)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6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08页。
    (6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92、403页。按：印棉价格的波动历来有之，如1922-1924年，印棉价格便由15.8美分增至23.5美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统计课编《棉花统计》，1932年版，第38页。
    (6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13、491、725—726页。
    (6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382页。
    (68)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编：《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45页。
    (6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04、329、346页。1912年，长江三角洲印度棉花的进口量是255000担，1913年103000担，1914年100000担，而早在19世纪初，印棉的进口量就已经超过此数。于新娟：《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第43页。
    (7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67页。
    (71)马士：《东印度公司时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46、368页。
    (7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0—82页。
    (73)19世纪20年代的输华棉花危机主要表现为棉价的走低。根据实际数据来看，输入量并没有太多减少，反而时有增加。如1826年印棉输华量恢复为393843担，1827年到40万担以上，1829年降至其数之下，但1830年则跃至另一高点501920担，此后数年都在40万担以上。[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29—130、174、236、267、337、356页。]印棉长期是中国进口货品的大宗。以1925年5月上海口岸为例，该月短短几天内的航讯记：“大英公司之西雪利亚号十六日过锡兰，二十二日可到星加坡，船中有大宗印度棉花万余包。”(《航业消息汇纪》，《申报》，1922年5月18日，第4张第13版。)“大英公司之孟买线货轮开第坡号昨已进口，装到印度棉花一万余包”。(《航业消息》，《申报》，1922年5月24日，第4张第13版。)此间，日本也成为输印棉入华的重要国家，“日本邮社之阿波丸昨日孟买到申，船中装载之印度棉花共计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件”。(《航业要讯》，《申报》，1922年9月7日，第4张第13版。)
    (7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7—8页。
    (7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2—84、72页。
    (76)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第78页。
    (77)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26、29、83—84页。
    (78)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卷，“户政九”，台北，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89页。
    (79)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02页。
    (80)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8页。
    (8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页。
    (82)张忠民：《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布产量估计》，《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第66—68页。
    (83)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2—73页。
    (8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50—51、73—74页。
    (85)直到20世纪，中国棉产量仍然剧烈波动，如主产区之一的江苏省棉花亩产量：1919年18.1市斤，1920年跃升为30.6斤，1921年又猛跌至13.7斤，1922年又升至32.2斤。产量大起大落。参见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印行，第118页。
    (86)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3—84页。
    (8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88)《棉贵声中之印棉存数》，《申报》，1923年3月10日，第4张第14版。
    (89)G.L.Craik,The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London:Charles Knight & Co.Ludgate Streete,1844),Vol.2，pp.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