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输华印棉的价格，1781年每担售银9两；第二年11.5两，一年之间涨幅不小。(65)1783年，棉花在欧洲的价格折算银每担9.5两；中国价格15两，中国棉价远高于欧洲，故而来华印棉赢利率也高。1789年运入广州棉花6468担，主要成本128330卢比，在中国市场上售得90552两银，获利颇丰。根据具体产地不同，印棉质量略有参差，价格也小有区别，如1804年，孟加拉棉每担广州售价14.5两银，孟买棉售价14两。(66)清政府对进口棉征收关税与规费，因时因地亦有差异，1832年的税项是：每担棉花规定税银0.15两，附加税0.045两，称量费0.15两，行佣0.24两，贸易捐0.92两，正税1.5两。(67)棉花是印度最早规模输华的货品，在订货计价上主要采用E.X-Godown方式，即到中国口岸交货，一切费用均包括在货价内，客户无须另外付费。鸦片战后棉货进口经常采用的另外几种计价方式则有所不同：CIF(Cost Insurance & Freight)，即定价中包括货值和货舱从外国口岸起锚后航途中的水脚、水火保险费在内，但运至中国口岸后的税饷、码头捐，货栈的栈租、火险费、上下扛力以及洋行佣金，均需客户外加；CIFC(Cost Insurance Freight & Commission)，即定价中包括洋行佣金在内，其他费用，则不包含。(68)
    到1820年前后，商情逆转。印棉输华量实际上从两年前就开始减少，1817年为438397担，1818年为392650担，1819年为253095担(69)，逐年递减。直观来看，似缘于“孟买棉花歉收”。(70)但此因并不重要，因为嗣后几年，印棉无论丰歉，对华输出总是一蹶不振。“大约从1819年起以后的十年中，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就处于剧烈的、长期的萧条状态。”1820年，入华外棉减少到182532担。(71)这年6月，有英商坦承：“萧条的棉花市场并没有改变。”9月，“棉花的市价又进一步惨跌”。1821年，“棉花市场是二十年来最坏的，在广州有十万包以上搁着卖不掉”，在华英商致函孟买最大的棉花出口商默塞尔公司(Meroer & Co.)说道：“我们不能鼓励你在下一季度再作棉花买卖了。”1822年市况也不景气。到1823年，棉市“还处在萧条状态之中”。“在1824-1825年间，由于南京棉产的局部歉收，曾经有过暂时的好转。在听说大量存货被焚毁以后，市价又跟着有一度短时的上升——棉花市场变成依赖于这种偶然的刺激了。”1826年，棉花“完全是滞销货，在下一季度中棉花是处在最惨淡的境地”。“1829年，棉花的市价更低了，最差的棉花的市价是六两九钱。有十条船同时在黄埔停留了几个月，因为他们装载的货物卖不出去。行商们自己连一包货也不肯买，只愿意做做掮客。棉花危机把孟买商业打击得很苦。”“接着在1830年却来了一次更大的崩溃局面，那时候最便宜的棉花只卖到五两七钱！广州的棉花经纪人企图阻止港脚船卸落它们的棉花。”在华贸易人给孟买公司的信上写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大的不景气”；是否赢利已经无从计较，“船主贩运棉花不过是怕他们的船闲下来”。(72)当然，此间的棉花交易是相对衰退，并不是说输华棉花长期大幅度地减少，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棉价的低落。(73)
    “棉花贸易的衰退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港脚贸易一般恐慌中最重要的方面。”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时的人们就有许多判断。有的归因于供求失衡，1821年东印度公司的档册证实：“从印度输入的原棉，也发现市价呆滞，原因是输入过多与需求减少。大致估计一种货品迄今在中国需求减少，其原因是难以说明的，除非说是由于中国本地棉花种植的扩展。”有的抱怨英国的经营方式不当，1821年从伦敦运来孟加拉棉24558担，这真是舍近求远劳民伤财的辗转腾挪，体大量轻运输不易的孟加拉棉包不是直接运到中国，而是兜了一个大圈，运到英国后再转运中国，使得成本大增，“因而它的售价低于船上交货成本30%以上”。(74)有的归咎于广州行商制度，“真可叹息，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可以公开同外国人往来的仅仅十一个人当中，有七个人即使还没有落到破产状态，至少已陷于极端窘迫的地步；由于这个原因，那四个殷实的人就勾结在一起，不受竞争的约束，经常操纵市面。”也有为行商辩护的，某些外商就承认“行商在棉花危机中也同样受到损失——由于市价跌落，有些人也破产了。行商中货币的空前缺乏，部分是因为大量资本都呆滞在棉花上。”当然，也应该看到，那时广州行商代售棉花的利润委实太低，大致为每担0.2657两银子。即便如此，也“经常发生亏蚀。如果中国的棉花商人拒绝采购，他们的存货就卖不出去，可是他们——行商们——在进货三个月以后必须付给欧洲进口商价款。每一船货载都被认为是一桩单独的冒险生意，并且常常是在六七个月以前口头商定的。但是，尽管有这种契约，偿付价款常常是同行商争论不休的问题。”棉花易潮，行商坚持外船到港后现场看样购货，“但外商不愿意这样做”。(75)也有的反过来归因于英方的制度，在棉花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巴斯商人把棉市衰退“归罪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制度”(76)，比如在印度的“无理由”抬价，“好像这种货色在这里几乎永远可以获得最大的价钱”；又如对信息的不了解，“除了中国人对于印度棉花的需要是决定于南京棉产量之外，他们知道得很少”。某些西方人还提出，原因在于中国运输途径的改变，“中国本地棉花，已经改变了过去由陆路运输的习惯，用帆船运进广州，这就使它在市场上的卖价比以往便宜得多”。(77)上述说辞似乎都无法解释印棉对华出口盛衰的内在缘由。实际上，印棉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英国双方市场的制约。
    客观而言，就中国一方，进口印棉只是起着一种补缺作用，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棉花生产。“中国地气温和，土性肥沃，棉花一物几于南北咸宜。产棉之盛，本足供通国之用。”(78)在各种农作物中，棉花的比较效益颇高，“纯益最厚，较谷子约多三倍，较小麦几多八倍，利之所在，故农民多种棉花”。(79)中国的棉纺织业很早就具有了商品化色彩，除自给外，商品量历来很大。徐光启在17世纪初年指出：“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80)据统计，清政府在公开市场上采购的棉布每年不下2000万匹(81)，仅松江一府年产土布就有3000万匹。(82)可见，棉品在中国普遍种植和频繁交易，中国棉市主要是依赖自产棉。所以，印棉输华受中国国内棉市的影响很大，也可以说，价格的波动与中国棉花的收成息息相关。作为原料棉，在中国的流通走向大致是北棉南运或东棉西运，因为中国的棉纺织区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和华北地区。大部分印棉在广州只是过境，并非就地消费，而是运销内地，“这种情况在孟加拉棉花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它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仅只在‘南京棉’歉收的时候送到内地去，因为它同南京棉在质地上很相近”。如1805年，“麦尼克商号”按照与行商浩官的约定运来棉花，却赶上棉市滞销，卖不出价钱。谁知在第二个贸易年度，因为中国棉花歉收，印度棉花转成俏货，这年输入了大约14万包(31万担)，正常年景约输入6万包，价格也好得惊人，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创下每担14两银子多的新高，这还只是广州价格，在缺棉的南京可以卖到32两。(83)但转过年去，棉价又急剧跌落。(84)这一切造成印棉完全受中国市场制约，价格和输入量波动不定，供求关系成了最大的影响因子。(85)结果是“印度棉花在中国的售价从而它的利润都决定于中国收获的情况……中国本身是一个大的产棉国家的事实，不仅是印度棉花扩张可能性的限制，而且是那些依靠棉花作为‘大宗货物’的外国商人的永远存在的威胁。”(86)据估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棉花的年商品量达到255.5万担(不包括进口棉)，占整个棉产量的26.3%，而外棉进口量高估也仅60.5万担(87)，根本无法撼动中国自产棉的地位。进口主要取决于内需，印棉入华由中国市场状况决定，而不是由伦敦、孟买的棉市决定，“华棉价贵……惟印度棉花则利用时机大批输入”(88)，反之亦然。
    在英国一方，印棉入华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据说1585年安特卫普的工人移居英伦，才开始英国棉纺业。此后一段时间，英人穿着的棉织品仍多依赖东方。这也同传统的毛纺业发生竞争，毛纺织业者纷起抗议(89)，1700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严禁东方织物输入。(90)外来纺品受禁，民众又需穿用，英国自身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不产棉，其棉纺织业自始就依赖进口原棉。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宜于棉纱纺织，棉花在工业革命时代得以迅速普及，有它与生俱来的优势：首先，棉花本身在技术上较之羊毛更适合采用机械化纺织，它是一种具有相对同质的植物纤维，而羊毛是易变纤维。其次，棉花的增产更容易，增加棉花供给面积较之增加绵羊和亚麻的数量要便捷，以1830年英国进口的棉花2.63亿磅为基数，如果用相同重量的亚麻来取代棉花，需增用5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至于羊毛，则需增用2300万英亩来放牧。(91)再次，从市场角度看，棉纺织品较之毛纺织品更具普及性，“人们的消费偏好有利于这种新纤维……廉价、可以洗涤的纺织品激发了人们的新着装模式……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而以前他们只能穿着粗糙、肮脏的外套。一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结实，而且皮肤舒适，易于洗涤和修补。”于是乎，东印度公司“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让英国的工业、商业、时尚和社会阶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公司在这一商业革命中的武器就是棉花。”(92)(附带言及，丝绸的大行其道，是因为其可以贴身穿用，皮毛或麻布贴身穿很不舒服；棉布的流行部分替代了丝绸消费，使国际丝绸贸易衰减，茶叶又适得其时填补了丝绸的空当，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龙头)。棉花是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原料，纺织业迅成工业革命的先导，1733年的飞梭发明使织布速度加快1倍，纺与织的平衡打破，造成纱供应的不足和技术改造的急需；随后在1764年，“珍妮纺纱机”问世，为多锭结构开辟了路径；1768年，水力纺机的出现使多数纺工有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的必要；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棉纺业的最大“瓶颈”——清除棉籽的难题解决；1803年，蒸汽动力织机产生，英伦的动力织布机“1813年为2400架；1820年为14150架；1829年为55500架，1833年为10万架”。(93)纺织业由此率先实现家庭或小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进口棉花的供应对象也从家庭作坊转变为近代工厂。几何级数的增长，随之带来“棉荒”，“英国壤地褊小，棉花出产无多，势必取之他国”。(94)为获得原棉以供英国纺织工业需要，殖民当局鼓励印度植棉。18世纪下半叶，引进中长纤维陆地棉，印度迅速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1701年输入英国的原棉不过100万磅，1802年达到6050万磅(95)，1816年达500万立方码(yard)，“20年后又增加到每年7300万立方码”。(96)处在产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时代，棉花对英国不具太大意义；处在工业革命凯歌行进中的大卫·李嘉图时代，棉花的价值就完全凸显了，两位经济学家的论述侧重也有了时代的差别。英国人也经历了从皮麻着装到棉布服饰的历史性易代，其中，不增加本国土地供给(“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而依赖海外棉拉动国民经济起飞是理解英国近代工业化的一把密钥。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坐视印度原棉大量流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