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中，使西方对华贸易入超局面部分改观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货品，而是来自东方殖民地的货物，棉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入，牵涉到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外来原料直接由大批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使用。植棉、纺纱、织布三个环节涉及众多中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其制成品的出口，还与国外的众多消费者发生关联。而棉花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国际贸易产品，除了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穿用之外，还与其生物性有关，棉株对自然条件的要求非常宽泛，耐碱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自南纬25°至北纬42°30′之间的广阔地带均可种植。印度正是棉花的最早原产地，因为地处热带，棉作生产期短，产量较高，再加上无掺水之弊(35)，质量比较划一；印度的土壤差异较大，生产的棉花种类很多，其主要棉类从纤维长度来看又与中国棉最接近，而其天然卷曲度却优于中国棉，印棉每寸可达150个卷曲，而中国棉仅66个(36)；中国棉纺的纱抗牵强度很低，除非与其他棉类混揉，否则很难纺成高支纱。印棉品质虽不足以纺织细纱，却适宜粗纱纺织，而中国正是粗纱纺织的大国。棉花在印度适得其地还因其栽培加工需要密集型劳动，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这正好符合印度国情，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带来印棉最大的优势是价廉。还有运输成本，“广东一带人民从印度购棉比买江浙的棉花运费要低一些。广东地区的印棉价格大约能比国产棉花每担低一两银子之谱。”(37)印棉的这些优势为其大宗输华奠定了有利条件。“因自然资源天赋之不平衡，人们必须互助始能维持全世界人民全体之生存；同时世界经济进展至现阶段已成为一密接不能分离之整个体系。”(38)中印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但前此交流主要在形而上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值此，棉花等物质层面的交流遂成主题，此乃中印关系史上的巨变。遗憾的是，文化层面的研究层出不穷，而物质层面的研究却相形见绌。
    自北宋以来，衣棉者渐多，棉花成为全民性需求。1289年，元世祖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棉布十万匹。(39)迄明朝，棉花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政府专门规定，有地5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40)清朝时人所述：“予尝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41)；“江南产木棉，种者十之五，藉以裕民生，大半此为主”。(42)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棉花又是人人都需穿用的物品，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是毋庸置疑的。于是，中方有市场，印方有货品，供求关系赖此搭建。如《海国图志》所述：孟买“邻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43)
    常规情况下应属双边关系的中印贸易，由于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一关系成为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18世纪末的局势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已无利可图，因为它的利润不但不能随着孟加拉的税收而增加，反而在事实上被行政开支耗费殆尽。”(44)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的利润来自中国的茶叶等项，但英国了无相应的物品来和中国交换，印度却有。由于中印贸易的开展，亦使印度殖民地的经贸状况改观，“当时中国与所有各国间的贸易几乎都是顺差，唯有与印度的贸易是为逆差”。(45)如此这般，一个新贸易体系开始兴盛——英国货卖到印度，印度棉卖到中国，中国茶卖到英国。英国也极力维护其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当时有关税法规定：“从英国船只上进口的英国棉制品，进口关税为3.5%；而从外国船只上进口的英国棉制品，进口关税为7%……这一殖民政策使得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制造品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46)这一时期，英国输入印度的纺织品在巨幅增长，从1814年到1835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不足100万码激增到5100万码以上；而从1818至1836年间，从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从而导致印度传统棉纺业的破产，使印度这个原棉的故乡和棉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的名言(47)，所指即此。亚当·斯密断言殖民地贸易“决不能成为英国贸易盛大的原因”(48)，自然不能成立。
    人们时常谈论中国—英国—印度之间的三角贸易，每每将此与鸦片贸易相联，认为鸦片贸易奠定了三角贸易的基石。其实，较早的中英印三角贸易是由棉花开始，且不似鸦片贸易是非对等的邪恶贸易，而基本是互利性的。从空间经济地理而言，当某个地区被融入到世界经济体时，往往导致与之毗邻的另一个地区也被拖入其中，看上去好像这里存在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外部边缘，当印度被融入时，中国就成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这是经济区位研究论者的习惯看法，惯于将近代时段的欧洲视为中心，而将亚非拉视作边缘地区。但是，我们现在似乎看到了一个悖论反例，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英国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和中国交换的，反倒是中国的茶叶和印度的棉花成为交易主角。由此佐证，至少在这一时段，东方贸易更扮演着中心角色。因为白银的短缺，欧洲人找不到别的支付手段，“印度的融入给英国提供了某些选择余地，这对英国有利，而且中国也可以接受。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印度—中国—英国三角贸易的起源……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置印度的棉花种植业，因为若通过水运将棉花运到欧洲的话，经济上并不划算。事实证明，中国需要更多的原棉……印度向世界体系的融入，导致了其生产模式的变化(纺织产品的下降)，这为古吉拉特的产棉者制造了麻烦，但这个问题通过在外部地区(中国)找到了出路而得以解决。”(49)
    从事印棉输华的主力是“散商”，这是些专门经营中印贸易的商人。1764年，散商运棉入广州，表明东印度公司体制外的另一商人群体崛起，并在起始即从棉花交易入手。1769年，输入广州口岸的棉花，公司有14296担，散商承运6643担，散商不及公司。1774年，公司运入14198担，散商运入27106担。(50)自此，散商的运量超过公司，成为印棉输华的主体，此后格局基本未再改变。以几个年度为例：1778年，公司承运降至四位数(7020担)，散商是19344担，供货量大幅超过公司。1786年公司是28120担，散商65130担。1788年公司是61632担，散商运入却高达84165担。1789年，散商的比例更有提升，公司输华65426担，散商输华143952担，一举突破10万量级。1803年的数据是：公司运进69228担，散商运进214959担(51)，步入20万的数量级，并且远远超过公司。东印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在手，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口子，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中英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在散商贸易中，印棉是其获利的主要货品，1774-1797年印棉的交易额占到散商贸易总额的95%以上。(52)利润率在40%上下，甚至还要高，如1815年运入的孟买棉花赚到了进货价56%强的利润。而中国对印度只输出食糖等少量商品。(53)早期印棉的来源地主要是孟买，后来，苏拉特(Surat)和加尔各答也参与进来，但孟买仍“为输出印度花纱之总荟萃埠”。(54)在1801-1839年间，孟买输华货物中棉花份额最大，为总货值的49.7%。(55)操控了孟买商业的巴斯人(Parsee)亦为散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经营的各种商品中，原棉和鸦片“两项产品，1828-1829年度占印度出口总产品的32%，1833-1834年度占46%”。(56)此外，孟加拉也成为印棉的重要输出地。(57)
    公司配给往返于中印间航船职员的“优待吨位”后来也成为散商承运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广州贸易的各船船主、大班及其他办事人员所允许的私下贸易，单是东印度公司船从广州作的这种输出贸易的平均价值，就是135万元一年，这个数目完全由私下的输入贸易来偿付。”(58)优待吨位有所变化，某些年份每艘船的“特权为99吨”，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职员。1826年公司船的优待吨位运送棉花66326担，价值796000元(59)，可见份额不小。棉货运到广州后交给行商，行商如果死亡，欠债由继承人偿还。据载，有一年，“斯科特爵士号”的货物交给行商鹏年官，行商未付货款已死，其子认账，其中包括优待吨位中的棉花891担，价值12370元。随船医生斯科特(David Scott)也出售给鹏年官棉花27担，价值375元。(60)
    散商经验丰富，经营灵活，有自己的商业渠道。但又必须由东印度公司发给特许证，受其控制。此外，他们还被限制插足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等项目；虽然在棉花交易上居于主要地位，但在整个中英印贸易中仍属配角，资金也多受制于公司。(61)东印度公司至迟于1761年开始在广州提供汇票业务，允许散商将贸易所得交给公司驻广州财务部门，按适时汇率换取在伦敦或孟买支付的长期汇票(在伦敦以英镑支付，在孟买以卢比支付)。汇票业务的开设，一方面给散商提供了将印棉利润带回印度或英国的便利途径；另一方面散商将销货所得银两与东印度公司换取汇票，这些银两进入公司的账房后就转为购买茶叶的现金，公司亦可以通过控制汇率来盘剥散商。18世纪后半叶，东印度公司贸易与散商的“港脚贸易”基本上是相互促进的。汇票业务的开设使金融方式也随之改变，1777年，散商运来印棉23375担，售得的大部分，约银20万两流入公司财库，换取伦敦票据。1796年印棉售得银22.5万两，其中的“大部分纳入公司财库”。1798年，英国各船载棉往广州，不管是用公司账户，还是私人账户，最终售款都需要按照约定上交公司财库。(62)通过这一途径，公司尽管输棉量不如散商，但在对华棉花贸易中，仍具某种操控地位。同时，如果没有散商的资金填补，公司对华贸易的不平衡将更加严重。随着“港脚贸易”的发展，公司通过签发汇票所筹资金占广州贸易总额的比重愈来愈大，1769年为18%，1771年为22%，1775年上升至43%。(63)因此，汇票制实行后，虽然英国每年仍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白银运入中国，但其出卖汇票所得的白银量已大大超过公司运入中国的实银量。1765-1769年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平均每年的汇票业务提供的白银在公司采购中国货物的资金总额中只占4%，到1770-1774年间比例升为26%，1775-1779年间猛增为61%，1780-1784年间为64%。1825年的公司账本上还出现有所谓“棉花债券”796861元。(64)债券的发行说明棉业与金融业的联手，对华出口棉花在英印经济结构中日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