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棉输华印证，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东印度公司“把印度视为商业组织，也就是可以向其购买货品作为‘投资’，然后卖到英国市场或者开发新市场，就像把粗棉布和鸦片卖到中国那样”。(97)对那时中国唯一开放口岸广州的主要进口商品统计表明，在1817至1833年间产自西方的产品货值不及东方产品的1/3。(98)这或可视为那时的东方经济不输西方经济的一个表征，当然也是殖民地经济的反映，西方殖民者从东方攫取资源再向东方交易，换取西方需要的钱物，产品出自东方，赢利却在西方。“对于英国来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最有潜力的市场不是在欧洲……而是在海外国家……在东方。”由此反映出英国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相当之高，且与日俱增，“1688年……英国出口占其国民收入总值的5%或6%。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比例增加到14%……这个比例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36%左右这样一个空前的高峰水平。”(99)英国是靠海外贸易立国的成功典型，“英国在经济上是一个最不能自给自足的强国……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酷似制造家，他购进原料品而出售制造品。”(100)
    印度输华棉花减少，大批海外棉纱的入华或许也是因由，即进口机纱挤压了输华原棉的市场需求。18世纪初叶，英国棉纱曾被认为纱支过细，不适用于中国的纺织工具织造。1777年，广州的“港脚贸易”中出现棉纱项目。(101)到19世纪20年代，在机纺的作用下，“织造家之间，对于(英国)棉纱的评价日益增高”；中国开始批量进口英国机制棉纱，此乃英国工业品最早输入中国的品类，但仍是东方原料的加工品。(102)1828年有人指出，中国人通常用英国棉纱作经线，这种洋经土纬布比土纱织布坚韧结实而又价廉，如此一来，“消费量必然会大大增加”；1829年，中国进口英纱50万磅，1831年增至95.5万磅，1842年更高达448.58万磅。(103)由此出现花贵纱贱的现象，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证实，印度棉花的输华“当然由于输入大不列颠的棉织品和棉纱而有很大的影响”。(104)如此一来，“纱”与“布”析开，结果是“纺”与“织”分离，在纺织业中，纺织分离是最重要的。其后，甚至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演变成风行一时的“放纱收布”的操作模式。本来，在手工作业时代，因为“棉与核交粘，必去其核方可用”(105)，纺纱与织布间就不匹配，尝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之叹(106)，机纱使手工棉业冲破了纺纱业效率低下的束缚，土纱业衰退、棉纺业增长，这是中国传统棉业生产的重要转折。洋纱的输入对中国的土纱纺业形成冲击，1831年“广州附近的两个地区和离广州约二十英里的另一地区的居民”，“决定不用洋纱上机织布，并声称决定要烧毁运入那些乡村的洋纱”；同时，“黄埔东北的那些贫苦人民发现了是进口的洋纱夺去了他们纺纱的生意，曾在各乡镇遍贴揭帖提出警告，凡在广州购入洋纱者，一经拿获，立即处死”。(107)但进口机纱却给中国的织布业带来兴盛，机纺业与手纺业的生产效率差距颇大，前者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相当于后者80倍；而机织业与手织业的差别不大，前者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仅4倍于后者。(108)中国的小农家庭，也开始不再将植棉、纺纱、织布的整个过程集于一家一户来完成，而是有了分解，分离的进程即是专业协作化的过程。原棉来自印度，机纱出自英国，转过来在中国农户织布；中国的棉花生产不再是单纯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成为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延伸逐渐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棉花交易的暂时性衰减正好与鸦片贸易的陡然剧增在时间上重合，说明两者间有着密切关联。1820年，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鸦片输出值首次超过棉花。该贸易年度，英人输华的鸦片价值6486000银元，输入的棉花总值不过是3239931银元。(109)棉花为英国所急需，鸦片为英国所不需，两者替代有着内在的难以遏制的经济动力。鸦片汲取中国人的资金且对棉花贸易形成挤压的局面持续发展，中国人的有限钱财用于购买鸦片后势必减少对棉花的购进，“英国贸易的规模，靠了鸦片的滋养，正在与日俱增。在十六年(1818-1833)当中，鸦片的比重从初期的六分之一上升到后期的一半以上”，而印棉在英国输华货值上退居1/4。(110)这绝不是两种输华货品的一般易位。中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输入大量的海外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外原料的输入，其延伸的经贸链条很长，印度棉花从广州口岸进口，经过行商、棉商等多级代理，最后落入千家万户的棉纺业者手中，影响自上而下，直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其纺成品的部分又自内而外地流动，制成的“南京布”等又出口海外，上下内外，多向流动，每经过一个层次都会发生影响；环节多级相扣，运销的距离之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由此可见，印棉的进口地位被鸦片取代，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唯其开始，英国才需要大批量的愈来愈多的棉花)，又在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特定时代中出现的状况(唯其未完成，故无法大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棉纺织品来倾销中国)。工业革命完成后，机制洋布低廉的价格、优良的质地、丰富的花色、宽大的幅面是对付中国土布的利器，鸦片愈来愈成为其倾销工业品的障碍，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列强转而同意中国禁绝鸦片。(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