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与“后期”的三个“链接”
    早期日本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存在着三个“链接”，即三个内在联系：其一是思想联系；其二是组织联系；其三是活动联系。三个联系犹如三个链条，维系着一个整体的日本亚洲主义体系。通过这三个联系，可以观察日本亚洲主义内在联系，得出日本亚洲主义早期与后期不可分割的结论，也说明日本亚洲主义演化的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早期”过程。
    第一个“链接”是思想联系。不管“早期”与“后期”亚洲主义，都具备以下基本理论元素：1.“中日提携”论；2.“兴亚”论；3.“与西方列强争衡”（这里使用戚先生的话语）的战略论。就是这三个基本理论，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有机的思想链。也就是看到这个思想链的存在，因此不可轻易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从日本亚洲主义的全体结构中剔除出去。
    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宗旨明言：“当今亚细亚全洲大势，国不相依，人不相辅，萎靡偷薄，苟且自安。当此之时，全洲志士岂不愤慨者？”“夫欧美洲所以致隆盛者”，推究原因，乃言语相通，情事互接，“故有缓急即以相互维持”，“呜呼！我亚洲诸国，若能如此，则振兴颓废，而比隆欧美诸洲，岂有难哉？”（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3），《东亚》2001年10月号。）
    1898年成立的东亚会，其纲领开头即称：“第一条本会定名东亚会。第二条本会宗旨以讲求东亚振兴为主，并付之实行。”（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东亚》2002年1月号。）
    将兴亚会与东亚会的宗旨稍作对照，即可看到两者都提出“兴亚论”，尽管前后内容目的有差别，但思想联系十分明显，不可否认同属日本亚洲主义范畴。
    第二个“链接”是组织联系。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这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最初的重镇。力倡“中日提携”论与“兴亚”论。创立者为曾根俊虎、长冈护美等人。人员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间时福、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等。
    1898年出现的同文会是东亚同文会的前身。据史记载此会成立得到长冈护美的鼎力支持。岸田吟香也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岸田吟香1878年在上海开设“乐善堂”，与玄洋社来往密切。
    1883年，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筹办东洋学馆以及头山满来上海，也住乐善堂或招待过岸田吟香。（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0页。）长冈护美、头山满与近卫笃麿的同文会发生联系，岸田吟香应该说是有作用的。同时，此会又是荒尾精门下的“大陆浪人”与近卫笃麿经营的“精神社”合作的产物。（注：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ぉける对外硬运动の研究》，第114頁。）
    把1880年的兴亚会与1898年的同文会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两会在组织上的密切连带关系。长冈护美、荒尾精、岸田吟香既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兴亚会的参与者，又是后期亚洲主义组织同文会的组织者。中间只是少了曾根俊虎，多了近卫笃麿。几乎可以说同文会就是18年前兴亚会的重组。
    1883年兴亚会改名“亚细亚协会”。1900年东亚同文会“吸收”合并亚细亚协会。狭间直树说这样的合并是必然的，因为此前，亚细亚协会的长冈护美、岸田吟香已经成为东亚同文会的创立者与参与者。据上可见，戚文说“中日提携”论、“兴亚”论与大亚细亚主义（日本亚洲主义）没有联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即国粹主义也与东邦协会在组织上存在“链接”关系。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主要成员竟都是《政教社》、《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社成员。协会宗旨即由陆羯南参与起草。既然早期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形态文化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就没有理由说，以国粹主义为主体的文化亚洲主义不是“亚洲主义”。
    第三个“链接”是活动联系。创办学校是亚洲主义团体常做的工作。由此可见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在活动方式上的联系。例如，1884年7月上海成立“东洋学馆”，倡导者中有平冈浩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等人。岸田吟香（1883-1905年），是东洋学馆的后盾。（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0页。）
    东亚同文会也就很注意开办学校，甚至成为它的主要业绩。1899-1922年在东京开办东京同文书院；1900年在南京开办南京同文书院；1901-1945年在上海开办东亚同文书院，南京同文书院并入；1921年与1922-1945年期间，东亚同文会在天津和汉口分别开办天津同文书院与汉口同文书院。
    注意中国情报的搜集也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活动方式。兴亚会的曾根俊虎就是一个情报人员，兴亚会曾囊括荒尾精等四十余名情报人员为会员。
    根津一是日本对华谍报人员，是“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年在上海开办）的骨干，一向从事情报工作。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成立，根津一任院长。4个月后，学校迁往上海，名东亚同文书院，继承日清贸易研究所“传统”，重视情报搜集工作，培养了大批情报人员。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揭露的：“这次在哈尔滨建立的哈尔滨学院跟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一样。同文书院教给学生几年的奸细之术，然后把学生分配到政府机关或各个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终身做奸细。”（注：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做了以上的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以1891年划界）曾有一个早期亚洲主义的时代。戚文否认盛文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提法，认为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萌生”于东亚同文会成立，近卫笃麿提出“保全支那”论的1898年期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思潮都有它的早期形式（乃至于中期形式），研究一个思潮而忽略其早期形式，将出现以下情况：第一，这个思潮突兀而生，缺乏思想背景，弄不清来龙去脉。第二，由于割舍了这思潮的缘起开首阶段，这个思潮的全部过程就变得相对短小。“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侵略主义主要思想载体，不承认其早期表现，日本侵略主义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